对市场变化向来敏感的国际投行，最近似乎对于价格已相对稳定的中国猪肉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国内媒体报道，高盛公司近期斥资2~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10余家专业养猪场。据称，锐意做中国“猪老板”的国际投行并非只是高盛一家，德意志银行也开始大规模布局中国的养殖业。

　　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些外资的投入将促进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的规模化和效率的提高，还将促进这个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程度的提高，帮助引入国外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因此是件好事。

　　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投行们，如今愿意“自贬身价”来养猪，对于中国到底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现在还言之过早。但至少从他们的行动上可以推断：庞大的资金所有者正在预期，未来的猪肉价格可能将面临一个长期持续上涨的态势。这些国际投行们在投资实现之后，会尽可能地推动这一进程再次“发飙”。或许，警惕国际投行威胁“猪肉安全”的说法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言辞，但对于投行养猪行动所代表的未来猪肉价格大涨的趋势，则是政府应该严密关注的。

　　特别是在“生猪期货”可能在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推出的背景下，投行养猪行动的意义更耐人寻味。据国外媒体的消息，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量金融机构加入“储油交易”的行列。它们在期货市场上卖出多头期货，然后在期货到期前卖出空头期货，交割期过后，他们将存在储油罐中同样的油，再卖出一次多头期货……这样的循环反复，导致国际上用于“储油交易”的原油大量增加，由于这些石油很多都不进入实际消费环节，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如果中国未来推出“生猪期货”，理论上在中国完全可能产生同样效果的“储猪交易”。鉴于金融交易具有将“未来现金流变现”的能力，因此理论上投行们可以通过未来的生猪期货来实现利润，并存在这样一种理论上的极端可能性：将已经到期的、基本没有利润价值的生猪，通过某种方式（如宰杀废置到期生猪、完全用于廉价出口）来减少国内市场供给。

　　事实上，笔者从来不怀疑金融资本对于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但金融资本最大的作用是价值发现功能，它们的能耐就是将未来的现金流变现，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担忧金融资本对于一个产业发展所起到的“加速器”作用。如果它们在景气上涨周期内发挥加速器作用，在景气下跌周期发挥缓冲器作用，对经济体系而言，就是正面的。但如果它们不论景气上涨下跌，统统发挥加速器作用，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能够对这些金融资本造成影响，并决定它们是否能够对经济体系产生最大化正面作用的，是我们的监管体系。因此，加快中国农产品市场化体系建设，提高透明度，强化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如今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否则，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点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则可能是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