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小说中传达那种空前的紧张和极度的痛苦，是否也适合当前的养猪从业者？猪价屡创新高，可是这些人们想象中的既得利益者却笑不出来。他们比谁都清楚，在一场被称为“集约化养猪以来最大浩劫”的疫病中，不知有多少同行血本无归！现行高企的猪价高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是，这场灾难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落到自己头上？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没找到有效的方法。
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猪病的暴发正是将原有养猪行业隐藏的各种矛盾与弊端彻底暴露出来而已，而今天的这场猪病只是为此埋单而已。昨天召开的讨论会上，与会嘉宾历数了当前养猪行业中的数宗“罪”与因此而受到的惩罚。
一宗罪：政府没有足够重视
长江食品集团董事长江建常直言不讳：“肯定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领导的责任！”这位广东排名前三名的养猪企业负责人一口气列出种种管理层面的不合理现象：生猪管理行政配置不科学、基层兽医体系崩溃、疫病统计数字不准确、地方政府以环保为由驱逐养殖业、生猪储备及配额制度存在弊端……“出现了问题，该负责任的人没有买单，是行业养猪人在埋单、是我们人民在埋单。”
就这次的疫病来说，政府动作显得慢几拍。根据养猪行业反馈的信息，在去年3月份，华东地区的安徽、江西等地就开始出现了疫情，由于不能确定具体的病原，业界就只能根据症状称之为“高热病”。
广州信桥科技发展公司梁皓仪总经理表示：“去年刚在华东地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些地带发病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些专家对主管部门的领导说，这是高热病，过了夏天就没有事，好像前几年的SARS一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不是深入地探讨真正的病因，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这是典型的鸵鸟心态。”
疫病并没有如领导们所望，却由去年一直肆虐到现在。去年已经发病的，继续在发病；去年没发病的，今年也开始出现。直至今年4月3日，农业部才确定所谓猪高热病的主因是高致病性蓝耳病。
该结论在行业不乏不同声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汉春认为，高热病不仅仅是蓝耳病。
活跃在基层第一线的四会养猪协会会长谢灯养对农业部的结论保留意见，他认为，从临床分析，去年在江西的发病情况与今年在广东的发病情况就有差别。去年江西发病以种猪和大猪为主，今年广东发病是以断奶仔猪为主。
更让行业人士感到政府作为不力的是：分别在6月及7月，公布了深受质疑的高致病性蓝耳病病死猪数据；在没有得到严密的实验支撑的情况下，草率推动蓝耳病灭活疫苗的免疫，甚至强制免疫……
“国家的政策对我们行业保护不够，一个关系一亿人就业，一年全国销售额10万亿元，农村致富主要现金来源之一的行业，在一些领导人心目中无足轻重，这让我很伤心。”江建常讲出了所有养猪人对国家养猪政策实际执行中的无奈。
二宗罪：基层兽医体系崩溃
单独将崩溃的基层兽医体系列为养猪行业所犯的第二宗罪，是因为中国养猪还是以农村散养，中小规模养殖为主，正是基层兽医体系的崩溃，基层防疫、治疗以及疾病信息等缺失，导致了基层疫病问题日积月累，最终整体暴发。其实早在2004年禽流感期间，基层兽医体系的问题已暴露无遗，基层兽医体制的改革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最终又再次尝到苦果。
黄金来是与会的唯一一个基层兽医代表，来自罗定，他语气悲凉地说：“希望政府尽快落实按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以解决人员的后顾之忧。增加基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理顺在职人员的编制问题，稳定人心；落实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尽快落实完成兽医体制改革以及组建村级防治员队伍，以保障养殖业的顺利健康发展。如果我们的政府觉得，乡镇基层畜牧兽医站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话，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就把我们作为下岗职工支付一定补偿，解散乡镇基层畜牧兽医站，让其人员自谋职业吧。”
黄金来在会上向公布了他所在的兽医站今年7月份的总收入：2800元，其中要减去1776.88元的社保，再减去兽医站的水电等办公费用，该月兽医站将是入不敷出。
黄金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2006年，兽医站的全年收入总额约为7.5万元。如果按全额工资发放，加上办公费用，他们兽医站7个人员年需经费22万元，缺口为14.5万元。兽医站人员每个月平均工资约为230元，他们的情况在罗定地区该系统中已经是中等水平。
对于基层兽医体制的改革，黄金来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从1992年就加入基层兽医工作的他对迟迟不能落实的基层兽医体制改革感到无奈：“几年之前就已经不断在说要改革、要改革，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今年年初也说了到6月就可以定出个改革方案，但现在还是没有一点眉目。”
基层兽医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维持，如何再来谈防疫、治病的问题呢？
实际上，除去收入低，难以保障生活以外，基层兽医体系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职兽医人员过少，难以完成本辖区内监测、防疫、技术服务等公益性职责；部分基层职兽医人员退出编制后，直接面向农民经营，开“大处方”现象严重，负担仍然被转嫁到农民头上；疫情发生后向上反映慢，农户损失大；对基层兽医人员技术培训减少，乡镇“庸兽医”增多。
当年国家对基层兽医站的改革，本意是通过减少乡镇财政供养的基层事业单位人数减少财政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少，反而导致了基层防疫体系崩溃，危害养殖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