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截至8月22日，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国共有发病省份26个，共有病猪25.7万头，病死6.8万头，扑杀17.5万头。

　　7月份，全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发病

　　4.7万头，死亡1.3万头，发病和死亡数分别比6月份下降51.5%和35.9%，与去年同期相比，疫情大幅下降。

　　―――农业部8月公布数据(据人民网)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近年来频繁暴发的重大动物疫情，以及今夏非常态的猪肉涨价事件背后，我国乡村半瘫痪状态的基层兽医体系

    一天早上，李月喜家来了一个补锅匠，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他低头干活时沉默不语，技法有些生疏；；他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家伙。

　　李月喜很好奇如今还有人肯为几块钱的生意而奔波，他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补锅匠说，“我是兽医。”

　　这个答案令他震惊，继而亲切。这天早上，兽医李月喜碰到了另一个兽医陈祖卫。当两个中年兽医四目相接时，他们现现在的身份：一个是补锅匠，一个是摩的拉客仔。在李月喜家门口，停了一辆“建设”牌摩托车，摔跤次数多，骨架松动，反光镜也脱脱落了，这辆跑起来有些晃荡的摩的每天给他带来30块钱左右的收入。

　　1984年进入湖南省衡南县车江镇畜牧站的李月喜，在兽医岗位上工作了20多个年头。他说，“上世纪80-90年代，畜牧站一个月开三次会，主要是学习经验和交流；90年代后，一个月开一次会；2000年后一年开一次会议，到后来基本上没有了。”

　　如今，挂着畜牧站牌子的地方，是一家饲料和药品的销售店。店主是站长夫妇，而畜牧站28个兽医，除了6个在岗，余下的和李月喜、陈祖卫一样，拉客仔、捡破烂、小商贩、或者外出打工，是他们的谋生之路。

　　李月喜的工作变化，是中国兽医体制现状的缩影。2005年，《中国动物检疫》杂志上一篇文章认为，我国兽医管理体系，仍沿袭计划经济时的模式。兽医机构设置混乱问题已经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由于多年建设滞后，基层兽医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快速速发展，如今到了瓶颈关口。而在衡南县的一些乡镇畜牧防疫站，已经放弃了给农户的家禽注射疫苗。

　　另一方面，“五号病”、“猪链球菌”、“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近年来频繁暴发的重大动物疫情，以以及今夏发生的非常态的猪肉涨价事件，从两个不同侧面检验了同一个结论：李月喜说，“在农村，基层防疫工作多半属于瘫痪状态。”

　　“我们赌输了”15天内，105头猪，死了70头。“攒了10多年的血汗钱，全部赔进去了”

　　“养猪是一场赌博，如果运气好的话……”

     53岁的养殖户李绍益用这句话来总结他5年的养猪经历，被他称之为运气的因子，还可以一直列下去：“猪不发病、物价平衡、肉价上升……”

　　今年夏天，这些因子朝着相反的方向集中呈现出来，肉价却上涨了。据统计，自4月份开始飙升的猪肉价格，接连刷新10年以来最高纪录。继5月中旬，猪肉的批发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43%之多后，9月11日，农业部发布信息，与去年同期相比，8月，猪肉价格依然涨势强劲，平均达到86.5%. 9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说：“猪肉价格上涨的获益者主要是农民。”

　　“你赚钱了吗？”坐在李月喜的摩托车上，这个问题穿过车江镇的东西角，随着乡村公路一直延伸，李绍益和妻子王芳美正在路边除草，他的养猪场在10米不远处，如今非常安静。三个月前，猪圈里20头母猪，死了10多头，100多头小猪无一幸免，一些发热的肥猪也被草草处理掉了，他说，“养了5年猪，赚了3万-4万元，亏了7万-8万元。”

　　如果你面前是一张湖南省交通地图，端详这些四通八达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公路网，再配上一些数据资料，那么，你会很直观地看到，沿着这些路线，每年都有3000多万头猪被输送出去，其中2000多万头送往广州。

　　这些浩荡的肥猪路线，其开端是类似李绍益这样的中小型养殖户。

　　谭小英是第二个回答“我们赌输了”的养殖户。如果是在6月以前，答案又是另外一种，看着猪圈里105头肥肥胖胖的猪，她会在心底揣摩着最新一轮的肉价，然后喜上眉梢，眼前养了三个月，平均重量达125斤的肥猪，仿佛成了她26岁儿子的老婆本。

　　接下来，她的猪开始发病，“高烧不退，最后瘫在地上，动弹的气力都没有。”谭小英请来车江镇畜牧站站长曾环坤，“吃药打针后，仍不见效。”

　　15天内，105头猪，死了70头。当其它的猪也开始出现“全身皮肤发红，毛孔有紫色出血点，有出血斑等”症状时，谭小英以每头猪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前来收购的猪贩子。

　　而在今年3月，谭小英以17.4元/斤的价格从常德买来猪崽时，每只猪的重量在20斤以上，她为此付出了4万多元的成本。这时，饲料价格也开始上涨，谭小英和丈夫全身心投入养猪事业，他们把之前养猪攒下的资本，全部投入进去，她说，“如果不死猪，还是会赚钱。”

　　而最终的结果是，谭小英赌输了。一个月前，50多岁的丈夫在离家几公里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修路的活，“攒了10多年的血汗钱，几个月的时间全部赔进去了。”

　　谭小英至今没有弄明白，病从何而来。这种正式名称为“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的疾病去年在湖南、江西等省份暴发，今年4月在广东省又发生了新的疫情。农业部8月底公布的数据证实，今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的25.7万头猪感染猪蓝耳病，其中6.8万头死亡。

　　去年疫情更大规模暴发时所造成的损失没有计算在内。自1980年以来，从国外传入或国内新发现的动物疫病达30多种，在中国曾发生过的传染病有200多种，寄生虫有900多种，大多数疫病没有被消灭，全国每年因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8亿元。

　　混乱的乡镇兽医站“这类似于一个个体承包经营户，但它的身份却又是国有的，执行政府的指令”

　　当五号病、猪链球菌、禽流感、高热病……这些谭小英们之前闻所未闻的疫病，在近年轮番登场时，农村基层畜牧站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着乡(镇)、村的合并，作为农村动物疫情防疫体系最坚实的部分，乡镇畜牧兽医站的人员实行了精简，一大批兽医被清退。

　　车江镇畜牧兽医站兽医陈柏秀说，三个乡镇合并为如今的车江镇后，28名兽医，形同一夜间失业。但李月喜认为这是一个缓慢胶着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上班开会，到后来有事站长打电话通知，再到如今一年里没有任何单位的消息。“慢慢地淡出了岗位，直到有一天醒来后，穿好衣服准备上班，走到门口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业了，但是，却又找不到任何证明自己失业的证据。”

　　相比其他政府机构，我国畜牧兽医站是个独特体系，行政机构在行政级别和编制性质上，事业单位在名字和承担的职能上，都比较混乱。

　　衡南县畜牧局防疫站站长周金生说，“县一级的是公务员编制，基层乡镇属于自负盈亏的事业编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主管部门只在业务上指导，其他方面不负责任。“这类似于一个个体承包经营户，但它的身份却又是国有的，执行政府的指令。”

　　而随着动物疫情的暴发，尤其在2005年的猪链球菌和禽流感大面积扩散时，畜牧兽医站的防疫检疫职能越来越重要。比如，车江镇畜牧兽医站还悬挂了另一个牌子“车江镇动物防疫站”。

　　“实际上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陈柏秀说。除了“两块牌子是政府给的，其他的都是畜牧站自己赚来的。”

　　畜牧兽医站起初的盈利途径是靠收取疫苗注射服务费和每头猪3元的检疫费，如今也包括销售饲料和兽药的利润。陈柏秀认为，后者的比率日渐增重。

　　陈柏秀说，车江镇动物防疫站是衡南县最好的站点，每当省市领导要来检查，都会被安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无疑是解剖中国乡村动物防疫体系现状的最佳标本。

　　这栋三层楼的楼房建于1988年，在车江镇最繁华的东南角，一楼门面，由站长夫妇经营兽药和饲料，二楼是畜牧防疫站办公地。布置着一些简单的家具，然后是围成长条圆桌的会议室。挂满墙壁的奖状，证实了这个防疫站的辉煌；隔壁的动物实验室，仿佛是一个公开的谎言。陈柏秀说，“除了我们叫它实验室，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一张凳子和桌子折叠起来，四周空空，没有任何设备。”

　　而另一间称为“大家乐”的娱乐室里，除了一张可供打麻将的四方桌，余下的空间，都被灰尘占据了。“设备？是的，还有些设备。”陈柏秀想了想，“抗击禽流感的时候，发了一件白马褂，一双雨靴，一个药箱，一只手电筒，一台手压喷雾器……就这些了。”

　　之后，她又骄傲地说，“我们畜牧站是衡南县最好的，有的乡镇甚至连房子都没有。”

　　这栋政府没有花费一分钱的楼房，如今，成了展示基层防疫工作的示范点。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十分信任并毅然将24个村、3个居委会以及部队、厂矿、学校，年出栏6万多头家畜、110多万羽家禽的防疫检疫任务全部托付在它身上。

　　兽医们哪去了2005年猪链球菌暴发之后，传统的散养方式开始松动，兽医们难以为继

　　如果碰巧是个大晴天，雨天也好，只要不是雷暴雨，从车江镇下车后，立刻会被一群蜂拥而上的摩的包围，李月喜肯定在其中。

　　车江镇28名兽医，2005年，15个外出打工，3个成为镇上的摩的拉客仔，还有一些老人比如80岁的老兽医李文化，如今靠捡破烂为生。

　　和国家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动物疫情防疫建设相比，兽医们并没得到关照，虽然他们承担了防疫项目的具体实施。甚至，这些兽医是没有工资的。以衡南县为例，该县有547名在册兽医，政府从来不需要考虑在这些人身上花费一个子儿。

　　形似承包责任制的畜牧站，站长负责一切的开销支配，包括兽医的报酬。

　　兽医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每年春秋两季的疫苗注射，通常是按每个兽医负责某个村落的责任田划分，逐一收取服务费以及检疫费。而工资模式随着农民养殖情绪的高低发生变化，“最初是，兽医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要上交，由站里每月返还40元作为兽医的报酬；后来每月固定上交60元给畜牧站，其余的收入归兽医，这时，兽医们每月大概有300元左右的提成；从2004年起，这点收入也不复存在，如果有特殊疫情需要帮忙，站长打电话通知兽医过去，一天多少酬劳，当场结算，跟打零工无异。”

　　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多重压力下的农村养猪户开始锐减。在2005年猪链球菌暴发之后，生猪统一屠宰制度逐渐确立，传统的散养方式开始松动，生猪产量的减少，使得兽医们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