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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安天下，年年说猪价。猪价为什么频繁坐“过山车”？稳定生产出路何在？
1：猪价波动怎么看？——正常波动有利优胜劣汰，波动过大影响产业健康
有人说，近几年猪价像坐“过山车”，政府越管波动得越厉害，现在不光是“市场失灵”，而且是“管理失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个别人的炒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由价格调节进行资源配置，没有哪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随着供需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不波动反而不正常。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生猪生产和价格在1985、1988、1994、1997、2004、2007年经历了6次明显波动，主要标志是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有3次大波动，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50%。
改革开放以来，猪肉产量从1001万吨增长到4889万吨；全国生猪年出栏超过6.45亿头，饲养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与养猪作为家庭副业的时代相比较，今天猪肉供应问题更加敏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问题。因此，生猪价格波动不是新情况，只不过最近几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复杂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明显了。客观地说，生猪市场正常波动有利于产业优胜劣汰，但波动幅度过大则会严重影响到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2：过度波动原因何在？——产业化水平低、市场环境日益复杂
造成我国生猪生产和价格过度波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多年来，我国养猪业一直没走出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怪圈，重要根源就在于生猪养殖过于分散，产业化水平太低。散养户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具有很强的从众心理，经济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直接加剧了生猪价格波动的幅度。目前我国约有6500万养猪场户，每户增养1头猪，全国就增加10%的猪肉产量。
同时，我国肉制品深加工的比重仅占肉类产量的15%左右，这些因素决定生猪供给的库存调节回旋余地很小。长期以来，生猪生产、销售、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利益主体关系松散、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在产业链条中，养殖是一个最弱势、最不稳定的环节，周期长、风险大，供给过剩时除了亏本出售没有退路。
二是疫病、市场环境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日益复杂。这些年，每当疫情暴发，生猪价格便快速下滑；而疫情过后，往往又供不应求。2009年4月下旬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起初被媒体称为“猪流感”，消费者恐慌，4月30日一天，出栏活猪价格每公斤就下降了近1元。后来，农业部长走进养猪场，对媒体说，“猪肉可以放心吃”，肉价又蹿上去不少。社会舆论对猪价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原料市场波动等外部市场环境对生猪市场的影响也较为复杂。
三是受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猪肉的生产和消费此消彼长。历史表明，每当GDP增长速度超过10%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都要经历一次大的高峰期，当GDP进入平缓增长状态时，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又要进入低谷期。
农业部畜牧业司巡视员陈伟生分析，目前千家万户养猪的分散决策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各环节利益联结松散的产业模式短期内难以改观，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能还会比以往幅度更大、更加频繁。
3：养猪主力军谁堪担当？——分散养殖之路越走越窄
有人认为，散户养猪有很多优点，可以利用农副产品下脚料，解决农村就业，机动灵活。诚然，在偏远山区和欠发达地区，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的生猪散养确实有存在的空间。“但13亿人的吃肉问题，靠小户和散户作为养猪主力，将来是行不通的。”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各相关场合反复强调，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考虑，我国生猪产业必须走从规模化到标准化、再到产业化的发展路子。
首先，从保障供给的角度看，必须以规模化养猪为主体。散养户和小规模户养殖基础设施薄弱、饲养技术落后、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同时，组织化程度比较低、获取和利用信息能力较差，有利可图一哄而上，无利可图一哄而散，加大了供给保障的风险。
其次，从近些年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情况看，添加“瘦肉精”等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个别小户和散户中。与规模养猪场相比，这些不法的养殖户违法成本低，产品无法追溯，监管难度大。
第三，从推进产业化的角度看，屠宰加工企业一般要求养殖环节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具备相应的规模，形成稳定的原料基地。小户和散户难以满足屠宰加工企业的要求。比如，多数屠宰线都无法接受散户饲养的活重超过150公斤的生猪，散养生猪的瘦肉率也比企业要求的低。
此外，近些年，动物疫情形势越来越复杂。据统计，目前各类动物疫病有220多种，而大饲养量、大市场、大流通，对疫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几年调查情况表明，在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的时候，最先倒下的是大批的散户和小规模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