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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生猪价格大起大落，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由以前的5—10年，缩短至如今的3年左右，猪肉价格越来越牵动着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百姓的神经。
在国家不断加大生猪生产支持力度的背景下，生猪价格为何越来越难以控制？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为何越来越短？基层养猪到底是什么状况？制约生猪生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让政府和百姓不再为猪价纠结？
8月中上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历时半月，深入到堪称生猪生产与消费大省的河南、湖北、广东三省，实地采访了近百家散养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养殖户）、数十家规模化养殖场，以及中粮、双汇、雨润、温氏、雏鹰等国内生猪养殖及肉类加工企业，并与三省畜牧业主管部门官员进行了座谈，以期找到影响“猪周期”的真正原因。
经过两周回落和一周持平后，国内猪肉价格再次止跌反弹。商务部8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8月8日至14日），猪肉价格比前一周上涨0．1％。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创下2008年7月以来的37个月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6．7％，对CPI的贡献仍然超过两成。
对于今年持续暴涨的猪价，目前普遍的说法是饲养成本增加导致散养户大规模退出，以及疫病暴发导致生猪存栏减少。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对河南、湖北、江西和广东等地的调查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生猪存栏和出栏数量并未减少，而散养户的大规模退出，也是几年前、甚至是10年前的事情，今年并未出现散养户大规模退出的现象。
生猪存栏出栏没有减少
“万年的养猪业一直以规模化养殖为主，散养户和家庭庭院式养猪早在10年前就已基本退出。从万年的情况来看，生猪存栏和出栏不是比去年少了，而是比去年多了。”8月18日，江西万年生猪产业集团董事长、万年县吉星种猪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世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汪世彪告诉记者，作为生猪生产大县和供（香）港商品猪基地，今年万年生猪养殖企业数量没有增加，仍然保持在56家（户），但养殖规模有所扩大，仅他本人的吉星公司与另一家养殖企业，就分别新建了一个20万头和1万头的猪场。“目前全县生猪存栏超过50万头，预计全年出栏商品猪100万头以上，比去年增加25％左右。”汪世彪对本报记者说。
国内最大的畜禽养殖企业——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数据同样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共出栏商品猪292万头，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计全年出栏商品猪将达到650万头，远远多于去年的505万头。
与这些大型猪场和大型养殖企业相比，小型猪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扩栏现象，但也保持了温和的增长态势。
河南省鄢陵县只乐乡河徐村和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永固村都是养猪专业村，养猪历史（不包括以前的家庭庭院式养殖）也都超过10年。现年59岁的鄢陵县只乐乡永兴猪场老板徐体仁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河南，家庭庭院式养殖模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就基本退出，他本人就是从1996年开始在自家承包地上建猪场开始规模化养殖，目前，他的猪场常年保持着120头能繁母猪、500—600头育肥猪的存栏规模。在该村，与他规模相当或略小的猪场有近40家，年出栏商品猪10000头以上。
“今年的行情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我们这样自己管理的小猪场，出栏一头商品猪至少能挣800—1000元。”徐体仁告诉记者，从河徐村的情况来看，今年虽然没有出现村民跟风养猪现象，但与去年相比，几乎所有的养殖户都或多或少地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存栏和出栏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监利县新沟镇永固村的情况也差不多。据该村永鑫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敏介绍，共有290余户人家的永固村现有养猪专业户40余户，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村民邓少华投资300多万元建设的恒发养殖有限公司，现有存栏母猪350余头，年出栏商品猪6000头以上。
“2010年，邓（少华）的猪场染上疫病后，几乎全军覆没。去年补栏后，今年上半年已经出栏商品猪2000多头，预计全年出栏将达到6200余头，高于去年水平。受今年好行情影响，其他养殖户的养殖规模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陈敏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提供给本报记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省畜牧业主要指标稳步增长，其中，生猪出栏1958万头，同比增长5．26％；牛出栏80万头，同比增长2．58％；羊出栏265万只，同比增长3．61％；家禽出笼23400万只，同比增长15．19％；猪牛羊禽肉产量209．4万吨，同比增长4．71％。此外，据该局对全省65个规模饲养场（户）的监测，能繁母猪存栏8．01万头、生猪存栏65．8万头，环比分别增长1．38％和5．90％。
“全省生猪市场供销两旺，各地养殖者填槽补栏积极性高，没有出现生猪存栏和出栏减少情况。”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处长施秋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规模化养殖场存在假养现象
不过，与这些实实在在以养猪为业的养殖企业和养猪户不同，一些冲着国家支持生猪产业政策而来的规模化养猪场，则普遍存在假养现象。
湖北省仙桃市宏盛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面积120．02亩、年出栏两万头生猪（其中种猪7000头）的标准化猪场，由湖北裕波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与仙桃市畜牧兽医局共同出资成立。
8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到达该养殖场时，正碰上仙桃市畜牧兽医局局长一行在该场安排8月8日农业部官员来场检查事宜。据该养殖场场长黄海清介绍，宏盛猪场建于2009年，现有能繁母猪1200余头，公猪30头，育肥猪2000余头，建成至今，没有满过栏。
据当地一位从事饲料业务的人士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在仙桃，号称万头规模的猪场共有16家，真正能出栏5000头商品猪的猪场估计一家也没有。
“那个猪场（仙桃市宏盛牧业）还算好的，毕竟老板是本地人，也有经济实力。离我们村不远，有一家招商过来的所谓万头猪场，实际上从来没有超过500头，上面来检查时，都是从其他猪场调猪应急充数。”同日，在监利县新沟镇永固村永鑫养猪专业合作社，谈起当前养猪业现状时，该社副理事长、恒发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少华对本报记者说。
近年来，国家为了支持生猪生产，先后出台实施了能繁母猪补贴政策、能繁母猪保险政策、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场扶持政策、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生猪强制免疫政策，以及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生猪供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给生猪市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邓少华告诉记者，一些与养殖业相关或不相关的大型企业，利用其强大的品牌优势，到处跑马圈地，实际上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去养猪，严重影响了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广东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省，年生猪需求量为6000万头左右，约占全国的1／10。其中，本省生猪自给率为60％左右，每年需从外省调入生猪2500万头左右。为了提高生猪自给率，减少对外省调入生猪的依赖，从2008年起，该省大力推动重点生猪养殖场建设，加快生猪产业升级步伐，为保障生猪供给稳定和质量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卫康猪的品牌化之路
“明天，我们的猪肉就要在这个市场上市销售。与其他肉摊不同的是，我们的肉摊只卖公司猪场自养猪的猪肉，并使用自己公司的‘卫康猪’品牌，以打造放心猪肉。”8月12日下午18时许，在广州市花都区某菜市场天生卫康猪肉专柜，天生卫康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谭明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天生卫康食品有限公司由具有房地产背景的美林基业集团副总裁刘远德个人投资1．2亿元创办，首个生猪养殖基地位于刘远德的老家——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元岗村一片山坡地上，设计年出栏量为10万头。
“猪场占地面积350亩，另有1000亩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在该生猪养殖基地监控室，谭明安指着屏幕向本报记者介绍，该养殖基地猪舍建设采用美国全封闭现代化养猪场的建造模式，猪舍墙体、屋顶和养猪设备全套从美国引进，与国内其他猪场分散建设不同，这种猪舍单体面积较大，适合猪群在里面奔跑运动。
“运动的，才是健康的。”谭明安告诉记者，猪喜欢群居也喜欢适当的运动，只有单个猪舍面积达到一定的容积时，才能让猪得到充分的运动。
据谭明安介绍，猪场现有存栏母猪4000余头，育肥猪4万头左右。天生卫康公司的目标是在广州周边地区建设5个同等规模的现代化猪场，形成年出栏50万头商品猪的生产能力。
“目前，清远和从化的项目基本上敲定，另两个也正在寻找洽谈中。”谭明安对记者说。
广东的猪肉自给率目标
“天生卫康是我省积极落实国家推动生猪规模化养殖重大项目之一，也是我省为提高生猪自给率支持发展的300家重点生猪养殖场之一。”同日，广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罗展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经广东省政府同意，广东省农业厅联合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印发了《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08—2020）》，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生猪出栏达到5245万头、猪肉自给率达到85％、标准化规模养殖比例达到90％以上的发展目标。在此推动下，全省各地级市均出台了本级规划，多地按照要求划分了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基本形成了东、西、北、中部四个生猪产业带的区域布局。
广东省是全国重要的生猪产区和生猪消费大省，2010年全省出栏生猪3732万头，位居全国第六。然而，相对于年6000万头的生猪需求量，广东生猪自给率仅60％左右，缺口高达40％。
“近些年来，随着广西、湖南、江西等主要生猪调入省经济发展和畜产品消费增加，当地生猪出栏价格已和广东接近，供应日益减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畜牧处处长罗道栩说，以广州市嘉禾畜禽交易服务中心生猪进场交易量为例，今年上半年交易量由原来的每天6500头下降到5000头左右，本省猪的交易比例从去年同期的55％提高到78％。
“在本地生猪供应缺口仍然高达40％、外省生猪调入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大力推进重点生猪养殖场建设，对于加快广东生猪产业升级步伐，保障生猪供给稳定和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必由之路。”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规模化养殖的猪种90％以上系国外品种，这些猪吃的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目前，豆粕基本上依靠进口，一旦玉米失守，中国餐桌将不保。
猪种阴谋
“国外的猪种研制，是围绕原料展开的。我国规模化养殖的猪种90％以上为洋品种，这些猪吃的饲料原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目前，除了豆粕基本上依靠进口外，玉米每年也有数百万吨的进口，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一旦玉米失守，中国猪价将无法控制。”8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厦区养猪协会会长、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贤忠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名自称从17岁就开始养猪的职业养猪人，雷贤忠从帮家里养猪起步，他先后担任过外贸猪场的场长，办过屠宰加工厂，再到率先在同行中成立专业养猪管理公司，20多年来，雷贤忠始终没有离开过生猪行业。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雷贤忠考虑问题似乎比别人都看得远些。
“国家一定要警惕国外的猪种阴谋，下大气力开发适合中国养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猪种。否则，我们的餐桌将被发达国家控制。”雷贤忠告诉记者，当前，除了个别猪场出于品种保护目的，还在坚持饲养一些地方优质猪种外，我国猪种市场基本是洋猪种（杜洛克、长白和大约克，简称杜长大）一统天下。
据雷贤忠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董事长贺保禄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国外对于猪种的出口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冠亚军品种是不允许出口中国的。
“目前，我国进口的洋猪种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三流猪种。”雷贤忠说，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检验目录里以前没有蓝耳、伪狂犬等疫病检验项目，导致这些在国外流行多年、我国原本没有的疫病被大量带入我国，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亚洲猪病学会主席、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院士早在2007年就曾指出，当前国内猪病越来越复杂的原因之一在于，从国外引良种、调种频繁。随着国外良种猪的不断引进，猪病也随之传入国内，以至“万国猪病荟萃中国”。
饲料危机
“猪种的控制还不是最可怕的，国外的最终目的是控制饲料原料，从而控制中国餐桌。”雷贤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猪。”雷贤忠告诉记者，洋猪种的一大特点是，只吃由玉米、豆粕和麸皮配比的混合饲料。我国每年出栏生猪约6亿头，以每头生猪吃350公斤饲料计算，一年就需要2100亿公斤饲料。目前，饲料的配比大致为玉米65％、豆粕22％、麸皮等其他13％，一旦玉米像豆粕一样被国外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此，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8月1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上周，我带了一批广东的科学家到土耳其考察，他们的农产品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控制。土耳其的科学家对我说，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千万不要让跨国公司控制了农产品定价权。”程萍对本报记者说。
政府发放的免费疫苗，不但没有售后服务，出现问题也是索赔无门；而自主采购的疫苗，不仅能够得到厂家提供的良好服务，一旦因为疫苗质量问题给养殖户造成损失，索赔起来也比较容易。
生猪补贴政策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我才敢跟你说实话。”8月6日，在湖北省浠水县养猪协会兽药经营部，现年57岁的罗田县匡河乡毛家河村村民方东海在看过记者的证件、留下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后，郑重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方东海从20岁起，就开始养猪。为了养好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还自费到江西丰城的一个兽医专修学校学了一年的兽医，回乡后不但通过了罗田县组织的兽医考试，还当上了（匡河）乡里的兽医师。乡镇机构改革后，他被买断工龄，回到家乡重新养起了猪。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他养了不下20年的猪。
“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基层畜牧部门太乱。”方东海告诉本报记者，2006年，他响应政府号召，扩建了猪场（150头规模），当时政府（畜牧部门）说好给予1万元的补贴，直到现在也没拿到1分钱，而当地一些与畜牧部门有关系的，随便弄个猪场，就能拿到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补贴款。
“国家立即停止各种生猪补贴政策，把这些钱用到疫苗的研制和猪种的开发等科研上，而不要浪费在支持猪场建设等上面。”8月5日，监利县恒发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场建设等生猪扶持政策，完全是个错误的政策，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为基层畜牧部门腐败提供了机会，也给像他们这样实实在在养猪的养殖户带来了不公平。
邓少华告诉记者，3年前，他的猪场进行了改扩建，按规定可以得到数十万元的政府补贴，但直到去年，才在县政协主席的大力帮助下（记者注：邓少华为监利县政协委员），拿到了20万元的补贴款。
“3年时间，不说其他的，光车子跑的汽油费就不下数万元。”邓少华说。
免费疫苗致猪场损失300万
“生猪强制免疫政策就更是害人的政策。”邓少华告诉本报记者，2010年7月，他的猪场在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后，全场280多头能繁母猪全部流产，另外，还导致80多头母猪、1000多头育肥猪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万元。
“我是第一个打的（免费疫苗），但没有像邓少华那样一次性全部打，而是试探性先给一部分猪打，结果打了（免费疫苗）的，死的死，病的病，不打的反而没事。”监利县永鑫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监利县永固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敏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得知邓少华的猪场出事后，他立即通知村里其他的养殖户不要使用政府发放的免费疫苗，结果这些养殖户的猪场都平安无事。
“我们自始至终从来都不使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所以在近些年猪病频发的情况下，我们饲养的生猪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猪场。”8月3日，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吴易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吴易得认为，国家免费提供疫苗不是个好事情。在中国，只要是免费提供的，就没有责任心，就容易出事。
不敢使用是因为伤不起
“你可以去问问养殖户，谁敢用免费疫苗？有几个人在使用免费疫苗？我们都是按畜牧部门的要求，填好报表，领好疫苗，拿回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8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养猪协会会长、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贤忠对到访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不能说国家的政策不好，关键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雷贤忠告诉记者，疫苗除了本身的质量问题外，还涉及包装、运输、保存等诸多环节，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对养殖户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为什么不用？因为养殖户伤不起啊！”雷贤忠对记者说，撇开政府采购的免费疫苗到底有多少效果不说，设想一下，如果养殖户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达不到预防效果，导致猪死亡，作为企业，敢向政府部门要求赔偿吗？
“而到市场上自主采购的疫苗则不同，一旦因为疫苗原因给养殖户造成损失，养殖户不仅可以向疫苗经销商索赔，也可以向疫苗生产商索赔，所以，他们不敢乱来。”雷贤忠说。
雨润集团就是这样的企业之一。
在红安论坛上，网友“情系红安”发帖称，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耐心等待，号称投资2．8亿元（实际只有3000万元）的雨润集团红安汉鹏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红安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2010年底建成投产。为此，红安政府无偿提供了200亩土地和3000万元配套资金。而当初承诺投资建设的两个年出栏5万头猪场，当上新集镇举债收购 （征用）400亩土地并耗资数百万元修好进场道路时，雨润集团又伸手向红安政府要500万元配套资金，遭红安政府拒绝，雨润集团便放弃在红安建猪场。
此外，“情系红安”列举雨润集团在红安的劣行还有：一、收购生猪时，一律要求以个人名义销售。二、打压红安生猪价格，收购红安生猪时，猪价普遍低于外地猪0．40元—1．60元／公斤。三、清明节期间，在河南出现“瘦肉精”事件无法从河南调入生猪的情况下，电话请求本地猪场救急并承诺收购价不低于每市斤7．8元，但待收下猪后，却按每市斤7．5元给予结算，并强行将猪款打入猪场出纳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
红安汉鹏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红安县城南食品工业园。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12月，红安县政府与总部在南京的雨润集团正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雨润集团投资5亿元，在红安建设年屠宰200万头的生猪项目和两个5万头规模的绿色生态生猪养殖项目以及食品深加工项目，形成养殖与屠宰加工一条龙的生产体系。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8月7日至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赴红安进行了调查采访。
“是谁请你来的，是闽湖的徐总吗？（记者注：湖北闽湖畜牧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年出栏4万头种猪、商品猪的大型养殖企业，该公司在今年清明节期间应红安汉鹏要求，卖给红安汉鹏106头商品猪，总经理徐伟因不满红安汉鹏不按约定收购价结算猪款，将红安汉鹏投诉到红安县工商局。）”8月8日下午16：30许，在红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柳办公室，杨副部长在责令记者关闭录音笔后，口气很不友善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此前的当天上午，记者曾向杨柳出示了本人的记者证和本报编辑部开具的采访函，并向其提出了采访要求。杨柳本人也亲自安排了该部新闻科科长毛红平负责联系相关部门并陪同记者在红安的采访。正是在杨柳本人及毛红平的协调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得以采访了红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吴棘。
对于红安汉鹏的情况，吴棘不愿意置评。但他建议国家支持像中粮那样的国有大企业组建一个大型（养殖）集团，实实在在地养猪，同时严厉打击那些以养猪为名、行圈地之实的假养猪企业。
作为一名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在县级畜牧兽医部门担任了13年局长的基层畜牧业主管官员，吴棘对于目前的养猪业非常担心：“如果国家再不采取有效措施，任由目前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不远的将来，猪价就很有可能被一些企业所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