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我国“国宝”太湖猪的原产、主产地，在中国养猪地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根据最新数据，2016年
生猪出栏数为2847.3万头，同比下降4.4%;年末生猪存栏1690.6万头，下降5%，降幅均高于全国水平。很显然，这个东部经济强省的养猪业正遭受环保整治、土地紧缺带来的约束。
2015年底，江苏省政府印发《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年又出台了“263行动计划”，要求各市、县(市、区)政府根据畜禽养殖发展规划、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划定禁养限养区，列出禁养区需要关闭搬迁的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清单，2017年全部完成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
通过畜禽禁养区划定和养殖场关停搬迁，促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既能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又能倒逼畜牧业区域布局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政策走了样。
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此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题报道，由于环保问责力度大，污染治理达标难，一些地方对省下达的关停指标层层加码，随意扩大禁养范围，大幅提高控减指标;有的地方县、乡层层出台补贴政策，按圈养面积、生猪头数发放关停补贴。对不在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政府也动员关停并发放补贴。还有不少地方干脆采取全面禁养、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做法，提出创建“无猪乡(镇)、无猪县(市、区)”的工作目标，把全乡(镇)甚至全县(市、区)全部划为禁养区。
2017年7月，江苏省苏北小县县政府发布一纸禁令，要求养殖户10天内拆除自家猪舍。家住丰县师寨村文老板(化名)，满脸委屈的说到：“我们镇的书记，他在讲台上也说了，我们这里是属于限养区，限养区的话，他们应该是给限养区一定的时间整治，而不是拆除。”
隔壁村庄的老吴也遭到了同样的遭遇，值得一提的是，老吴从事养猪已经有3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还因为猪养的好，被省里评过劳动模范。对于拆迁，他心表无奈：“可以是走投无路的感觉，心情是相当沉重”。
距离拆迁的日期只有4天，老吴的心里更是急的像热窝上的蚂蚁，原先市场上卖4000-5000元一头的母猪，不得不以2000元每头的低价售出，还有未达到出栏体重的肥猪也不得不提前卖掉，给他带来不小的损失。他还告诉我们，以前他建这栋猪舍的时候，当地政府给予了不少支持，帮助他贷款，还帮他申请了母猪补贴，他才得以在这个行业立足，他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只是他有些不明白：“这花了大半辈子的心血，10天内就要拆掉，还没有拿到任何补贴，这今后的生活该何去何从?”
据统计，丰县全县排查出养殖户5311户，截至6月30日，已拆除畜禽圈舍4789户。管中窥豹，根据《新华日报》调查，今年江苏多地的禁养运动还在持续进行，苏州市今年还将关闭608个畜禽养殖场，其中规模
猪场542个;常州武进区需关闭禁养区内800多家养殖场，预计全区生猪饲养量将下降一半左右，金坛区需关停或拆迁养殖场354个;江阴市计划关闭养殖场1100余家，宜兴市年内关停生猪养殖场125家。
而针对“一禁了之”的现象，江苏省农委主任吴沛良在最近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提出，各地要严格按照部、省规定，配合环保部门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既不避重就轻，做做样子，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一禁了之的简单做法，无限扩大禁养区、限养区范围。
禁养范围不断扩大，
养猪数量急剧减少，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江苏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所长何孔旺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三点担忧。
一是保供。俗话说“猪粮安天下”，
猪肉价格更是国家物价指数CPI的晴雨表。现在中国的“油瓶子”因为进口大豆已被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如果生猪产业再步其后尘，将成为难以承受的民生之痛。
二是增收。去年起江苏省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亮点不多，后劲不足，生猪产业大幅萎缩令农民增收形势雪上加霜。
三是有机肥。猪粪少了，化肥用量必然大幅增加，造成更为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而如果能做到以地定畜、种养结合，就地收集、循环利用，不但不会污染周边
环境，反而能促进种植与养殖相互利用，生产与生活互不干扰，畜牧养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根据国家的目标，到2020年，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构建种养循环发展机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明显提升，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大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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