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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进大量优良瘦肉型种猪，这对提高我国养猪生产水平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在“重引种、轻选育”思路下，也出现了“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从中国养猪业现状出发，选育适应国情的华系瘦肉型种猪，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生猪生产效率较低，根据存栏母猪数和出栏猪数量计算，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只有13.4头，与国外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25头以上的先进水平比相差甚远。造成这一现状最直接的原因是猪的繁殖性能差，死亡率高。重大疫情给养猪生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外来种猪的适应性。
高性能国外品种因过度选育而致使抗逆性越来越差，引进的种猪表现出对中国环境的不适应，生产性能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极端气候和疾病流行的情况下生产性能差，死亡率高，出栏率低。
地方猪的适应性是在国内特定地理气候环境和饲养管理方式下长期风土驯化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种猪几乎都是在恒温、恒湿、无菌、不见阳光的全封闭环境下育成的。而我国绝大多数猪场环境条件差，国外优良品种来到后，结果可想而知。
再加上近20年来对瘦肉型猪的强化、过度选育，虽然背膘越来越薄，瘦肉率越来越高，但负面效果却是猪的体质越来越弱，抗逆性、肉的品质越来越差。
虽然外来猪在中国适应性很差，但因其生长快、瘦肉率高而受到国人的青睐。
上世纪80年代初，出于市场对瘦肉型猪肉的需求以及养猪场对利润的追逐，外来猪形成的商品猪杂交体系在国内迅速扩展，三元杂交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外三元”猪的比例即使是在不发达地区也有增大的趋势。据估计，在我国饲养“外三元”的比例在70%以上。目前，我国种猪依赖进口出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的每年数百头发展到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种猪进口国。
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充当养猪强国打工者的角色，陷入了“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从国外大量引种的同时，也将一些一直困扰中国养猪业的难以控制的疾病，如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伪狂犬等带进国门。
作为优良品种，除了必须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外，适应性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世界上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纷纷成功培育出适应本国环境的高产高效品种。
选育华系瘦肉型种猪应注重两大方向：充分发挥地方猪的优势；“在逆境中选择抗逆性个体”，加速风土驯化。
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优良种猪资源。可以说，我国种猪资源之丰富、种猪资源之优良，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这正是可以育成世界最好种猪的物质基础。
有相关资料曾对8个地方猪种的抗寒、耐热、抗饥饿、高空反应、抗病等抗逆性方面进行初步探索。与外来猪相比，我国地方猪表现出对环境较好的适应性和抗逆性。
中国地方猪适应性强、繁殖性能好、肉质好，劣势则是生长速度慢和瘦肉率低。因此，在向外来猪导入地方猪血液的过程中，既要导进中国猪适应性强的基因，又要避免带来生长速度和瘦肉率降低的负面影响。其中关键的问题，一是地方猪血液在外来猪中的比例不可过高，二是必须加强选择。
现在的研究证明，由环境引起的适应性变异是可以遗传的。动物的风土驯化就是适应性可以遗传的证明。新引进的外来猪，因未能完成风土驯化的遗传改变而不能很好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不具备很好的抗逆性和抗病性。
当然，自然风土驯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外来猪在生产条件、饲养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些与环境适应性相关的性状也会发生变化。通过人工选择和人为措施，可以加速向更有利方向变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