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产业2007年回顾与2008年展望

　　2006-2007年我国生猪产业的流行语是：“猪价、猪病”。2007年5月以来，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处在高价位运行，这主要是受前几年生猪价格持续低迷、饲养成本不断上升和部分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的生猪生产出现了饲养量下降、出栏量减少，致使生猪供应不足所致，从而造成猪价出现大幅上涨。

　　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副食品，抓好生猪生产，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对稳定市场供应、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以促进生猪产业的发展，其对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疫病的困扰，影响了养殖者补栏的积极性，生猪饲养量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和得到较大的增长，因此猪价在短期内也难以平抑，仍会处在高价位运行。

　　谈到疫病防控问题，当前我国疫病呈现病多、病杂及难控的局面。近几年来，我国猪病病原体由原来的3-5种增加到10多种，尤其是造成免疫抑制的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等的出现，再加上病毒性、细菌性等等多种疾病混合感染和继发感染的频出，造成了难防、难控的局面。多年来，我国的动物疫病防控总的原则是“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它是基于动物体质好、疫病少及典型单发为主的基础上的，只要抓住主要危害大的个别疾病，争取有效的疫苗预防，即可保证畜禽总的安全，如猪只要做好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针免疫预防即可无大害。一般而言，猪只的多发病多为细菌性的消化系统疾病，采取对症治疗即可。所以，在过往，采取“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是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防控原则。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千家万户农民养猪兴起、规模养猪不断发展、优良种猪不断引入，再结合饲料的不断推广、工厂化的养猪工艺的应用，这极大地提高了养猪生产效率。可是，随着生猪数量和产量迅速增加，规模化猪场与千家万户散养并存、市场流通加速、活猪流通频繁，这都促使了新病增多且复杂，给疫病防控带来了难度。在新形势下，疫病的防控理念必须改变，即改重药物治疗轻防疫、改预防上靠疫苗的防控办法，实施对畜禽的疫病防控确立“养重于防、防重于治”，养、防、治的综合防控理念，以全面落实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健康饲养为基础，以疫苗预防、药物保健为辅，结合重点疾病的净化和扑杀等必要措施的防控思路。在“养”上，首先要改变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将干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变为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养殖方式，采用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改善环境条件、提高猪只自身的免疫力，这是防控疾病的基础；“防”则应在落实生物安全措施的基础上，给猪注射必要的疫苗，并对重点疫病作适当的药物保健；“治”则为在能治的病上，少用药或有针对性的用药、科学用药，单靠药物治病是治不好的。总之，树立“养重于防、防重于治”，养、防、治综合防控的理念，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才能有效地作好疫病防控工作。

　　同时，为了实现“养重于防、防重于治”，养、防、治综合防控策略，必须建立健全我国的疫病防控体系，改变我们目前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防控力度低的局面，应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健全机构设置、落实队伍组成、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完善法规制度、明确责任。国家也应进一步加大对疫病防疫体系建设的投入，保证疫病有效控制将是我国今后疫病防控的关键。

　　2007年中国猪业在品种繁育研究上的新进展、存在问题及对2008年中国猪业发展的启迪在我国，随着规模化养猪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猪的瘦肉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趋势下，我们从国外引进了许多瘦肉率较高的好的品种。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的好品种我国都已引进，如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及澳大利亚等等，现每年引种的头数达3000头左右。这些猪种的引进对中国瘦肉猪种的改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猪种也存在一些缺陷，如肉质口感不佳(主要表现为肌间脂肪的含量太少)及繁殖性能相对较差(与中国的一些本地猪种如太湖猪相比)等等。而且，近几年来，我国的引种工作极为盲目，多表现为“重引进、轻选育”，引种后，不加改良，而是直接使用、扩繁，从而进入了一种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怪圈，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更不利于我国品种繁育工作的开展及自主品种的保护与改良。我们应在适当引种后，寻找一条将外来品种的优良性状与中国本土猪种的优良性状进行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之路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合我国生产与消费需求的猪种。目前，我国的育种界也已开始进行了探索如重庆的“渝荣一号”、云南的将沙坝猪与外来猪种结合培育自主品系、“苏太猪”(为太湖猪与杜洛克猪杂交后培育的新品系)的诞生等等，都说明了中国育种界已开始了有益的摸索，这对打破怪圈及发展中国猪业都是极为有利的。这也说明了，在当前育种界可采用的两种有效的育种模式即一为利用我国已引进的各种外来猪种的不同品系，将其通过杂交选育的方式培育出适合我国生产现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品系，此为外种猪间的育种方式；二则为将外种猪与中国地方猪种相结合来进行育种，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保存中国的种质资源，同时也可充分利用中国地方猪种的优良性状，生产出具备中国特色的优良猪品种，并使其产品不仅适于我国消费的需求，而且还能占领国际市场。举例而言，日本于1992从我国引进北京黑猪后，通过杂交育种(主要是与杜洛克杂交)，将其优良的肉质及繁殖性状保留并发挥，培育出新品系后，其所生产的猪肉因较佳的口感而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地方猪种的优良性状垂涎三尺，而我们为何不充分利用呢?现在此事已引起中国育种界的普遍重视，并被提入议事日程。

　　另外，中国的品种繁育还存在研究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或称院校与研究院所)一般都在基因或生物技术的层面进行品种繁育的研究，但品种繁育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才能有效的进行，即研究与生产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系。同时，品种繁育还是一个大投入、缓产出的工作，需国家财力的支持，不可能依赖企业本身来完成。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们一直未培育出较好的具有自主知识品牌的猪种或品系。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一是国家对种猪选育的投入不够，因为科研资金分配的相对分散，致使科研成果无法顺利转化为生产力，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繁育体系一直未建立起来。所以若想将我国的品种繁育作起来，则必须首先完善我国的品种繁育体系，即根据地区的特性及品种的分布，建立不同性质的场，其中原种场(其重点为育种并应由国家出资维持其正常的运营，包括品种引进、育种的实施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应该建多大的规模、建几个应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其次是建设相应数量(比率)的祖代场及群种繁殖场以进行扩繁，再其次则为建设相应数量的杂种繁殖场(以生产二元母猪为主)及商品场了。繁育体系的建设必须完善、比例应配套，种的流动应按照从原种场到扩繁场再到杂种繁殖场的方向进行，同性质场间不可横向流动，且各场间任务明确，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猪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在育种方法上，我们应该坚持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培育。常规育种是不可替代的，应是在其基础上，注入各种新的技术或科学的含量，使其更加完善及育种效率更高而已。当前我国的育种工作中，理论水平很高，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及长效机制。在品种保护方面，我国现已完成地方品种名录的编制、保种场的建立及相应保种经费的拨付，但是，保种的根本在于利用，否则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目前使用较好的有太湖猪、荣昌猪及沙坝猪等等。我国现已成立了“地方猪种协作育种小组”，并已开展工作，以促进地方猪种的培育与利用。

　　2006-2007年的猪价的起伏给了我们很多的反思。多年来，猪价的起伏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没有进行适时的调控及没有一个保护性制度所造成的，疫病的影响、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散养户过多仅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猪价的控制是利用政策补贴加控制需求来达到供需平衡及猪价的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干预，使得猪价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而产生了周期性的波动。再加上，过去农户(占中国生猪产业主体的散养户)的从众心理(一哄而起、一哄而下)及对市场信息获知的不畅通，从而加剧了猪价的波动幅度及从业者的风险。2006-2007年猪价的波动其根本原因也在此(当然疫病等因素更加剧了它的幅度而已)。因此，这种情况下，要想减缓波动幅度必须有赖于国家政策的适时调控及相关的长效保障机制的完善。2007年5月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这些都是有利于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对未来生猪的发展及改善当前生猪产业剧烈波动的局面是非常有效的：这同时也表明了中央对养猪业的重视，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

　　养猪业本身是个高投入、周期长、风险大、效益低的弱势产业，需要国家的扶持与指导，否则无法达到产销的平衡，并会造成大幅波动甚至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如今年持续上升的，CPI指数等带来的社会影响)。因此，对这个产业而言，要想顺利、平稳的发展，国家的适当保障与适时调控都是必须的。国外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如其一为采取财政支持，即对基础性的投入的支持，如价格支持、促销性计划的支持等；其二为建立保险制度，即包括政策性保险制度，以扶持畜牧业的发展。其间政府需出资(如拿出保金的50％-80％)以资助保险公司从事此项业务及使养殖户减少参保的成本支出(现在我国政府也开始如此运行以推动国内生猪保险业务的进行)，同时，由政府出面建立仲裁机构确立赔付的技术标准；其三为服务体系的建设，即政府指导相关组织建立健全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技术性组织(主要是为养殖者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业务)、政治性组织(如代表养殖者利益的大型的联合会，可代表养殖者与政府进行沟通)及经济性组织(即经济合作与互助组织)等。这些体系或组织的建立，可使养殖者专心养殖，并使整个产业真正完成与社会的良性对接，有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国的养猪业町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对养殖者实施程度较高及较有效的组织，以促使产业的稳定发展。

　　另外，从法制角度而言，国家目前的这些政策只能称其是短期行为，因其未上升到立法的程度，从而使养殖户普遍认为其是一种短期行为，而非长效机制，不利于养殖者发展生产的信心的增强。同时，还需考虑产业的准入制度的建立，这有利于进入者考虑进入的成本，更加理性的进入及发展生产。

　　最后，关于保险与期货的问题，这其实都是有利于降低养猪生产风险的有效措施(这在国外已获得验证)并对保障价格的稳定会起到较大的作用，也应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我国目前还处于探索与试行的阶段，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规及实施细则，同时，政府的补贴也应及时到位，关于保险的赔付的技术标准及仲裁机构也应尽早确定，以确保措施的执行。

　　回顾过往、展望未来，2008年的中国生猪产业将会何去何从?

　　2008年的中国生猪产业若想获得平稳发展，首先，应由政府出台相关的措施及进行相关的建设，以使广大养殖者方便的获取各种相关信息。现在，许多养殖者苦于信息不通畅，无从获知市场供应的状况，因此养猪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

　　其二，则为应控制母猪的规模，即实施种猪登记制度，并根据我国年需出栏的商品猪数量来确定需饲养的母猪数量。母猪数量的有效控制，即可有效控制商品猪数量，从而达到市场的供需平衡。以往，因为农户养猪时既养母猪亦养商品猪，母猪的数量无从控制，这也导致了市场波动的增大。据统计，2005年，我国的母猪数量一度达到4800多万头，这大大超出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量，从而也对2006年时猪产品价格的一路走低留下了前提。同时，未来，如何提高母猪的年生产率(繁殖性能)，将是今后生猪产业平稳发展的一个科学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应作到适当并有效的控制母猪的数量才能确保市场供需的平稳。同时，有效实施母猪的登记制度，是保障确认母猪数量的前提条件，也是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在母猪少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等措施促进母猪生产，发展其数量；而在母猪多时，则进行有效的控制以调整商品猪的出栏量。当然，在控制时还需考虑疫病、环境等的影响因素，以进行科学调控。

　　其三，在疫病控制上首先应着力改变现行的观念，调整防控的思路，宣传“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的理念，作到不仅注重疫苗防疫、给药治疗，同时应注重饲养管理、营养供给平衡及环境控制，从而有效提高家畜自身的免疫力。

　　现代家畜的饲养，在规模化猪场，由于饲养密度高、环境设施的不健全性，猪只经常处于应激状态，使其免疫力低下，无法抵抗外界病原的侵袭；而在散养户中，则由于技术、饲养理念落后，再加上饲养环境较差，亦使猪只的免疫功能无法提升，抗病力也减弱。所以，今后我们在饲养过程中应逐渐改变饲养工艺及方法，来逐步提升猪只的抗病力。同时，防疫体系的进一步建设与完善也是疫病防控的重中之重。

　　目前，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养殖小区的问题，养殖小区是由散养户向规模化方向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在发展了一段时间后，应已成为过去形式。养殖小区是将分散转为集中，但由于其为多家集中在一个小区中饲养，从而形成了疫病难以控制及环境污染难以控制的难题。今后，应逐步取消养殖小区，向专业化、标准化的养殖场方向发展。未来，小规模的自繁自养应取消，逐步形成一般的农户只养肥猪(商品猪)，而由规模化猪场来饲养种猪及母猪，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套生产模式，实行标准化、专业化养殖体系。其二，就是如何应对市场的问题。未来，可在协会组织相对完善的前提下，实施公司+农户或由协会统一组织养殖户来实施专业化的生产，这样一方面可提高散养户的产品品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其个体的弱势转变为集体优势，以应对市场变化。如湖南湘潭地区，年出栏500多万头生猪，全部是由散户养殖。他们在当地协会的统一组织、调配下，首先确保了产品的无公害及优良品质，同时也确保了市场销售的稳定性，从而使当地的生猪产业得以良性、平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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