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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我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品，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许多农区仍为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生猪生产本身所具有的低门槛、不易储存、生猪补栏刚性滞后等固有特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生猪生产行业的周期性波动。
尤其是2006年以来受突发病疫及金融危机等外在因素影响，生猪出栏价格及猪肉价格经常呈现出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根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06年在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东5个主产省，生猪出栏平均价格在1―5月份跌幅近24％，而5―12月间涨幅又近65％，全年振幅巨大。中国肉类协会数据显示，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在2006年5月、6月跌至谷底，经过2个波段的陡增，至2008年4月一举攀上17元/公斤的历史最高峰，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主要消费地区甚至冲上20元/公斤高位。但自2008年5月以来，市场行情风云突变，全国生猪价格开始集体“跳水”，特别是9月和10月，生猪出栏价格环比下跌幅度分别为9.8％和8.5％。
虽然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春节期间，由于传统季节因素，生猪价格曾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暂反弹，但随着季节性因素的弱化，再加上4月份H1N1流感疫情的发生，猪价继续跳水。至5月初，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颗白菜价格等于一斤肉价的极端行情。于是，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于6月13日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才暂时让猪价止跌回升。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生猪现货市场已深陷“蛛网定理”的怪圈之中：猪肉价格上涨时，企业与农户养猪热情高涨，生猪存栏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供大于求，猪肉价格下降，面对亏本养殖农户不得不挥泪斩母猪，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因生猪量减少，供不应求，生猪价格逐步回升，企业与农户又开始预留母猪，进入下一个周期轮回。
二、政府掌控：事倍功半？
鉴于生猪产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以维持生猪市场稳定为己任，积极调控生猪市场。例如，面对2006年―2007年生猪与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务院于2007年7月30日出台了《关于加快生猪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养猪政策性保险、养殖信贷支持等。
然而，直接的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猪市场的市场风险，跳出周期性循环的怪圈，其突出弊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支出压力巨大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财政部关于应对猪肉价格上涨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国家财政依据参保能繁母猪数量，对饲养者给予直接补贴。每头能繁母猪补助50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60％，地方财政负担40％；东部地区的补贴资金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财政支出146亿支持生猪产业发展，其中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制度以及生猪良种补贴，年内财政共支出48.48亿，包括中央财政24.4亿。此外，中央财政加大对完善疫病防疫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列入国家一类动物疫病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实行免费强制免疫政策，对因防疫需要组织扑杀的生猪给予补助。单这两项政策2007年财政支出就达19.2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0.47亿元。同时，中央财政还安排15亿元奖励资金，对253个生猪调出大县予以奖励，2008年进一步扩大至332个生猪调出大县，安排资金达21亿元。尽管中央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差额补贴，但巨额的财政支出给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2．财政补贴效果不佳
目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从上至下都有促进包括生猪产业在内的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而部门之间相互割裂形成的项目重复建设时有发生，有些亟需扶持的企业却得不到帮助。同时能繁母猪财政补贴程序比较冗杂，要求县、乡、村三级多个部门配合，做到“逐乡、逐村、逐户、逐头”，需要“见猪、见人、见标”。母猪核查结束后，需要将清册报送财政局，财政局转到财政所，财政所再转到信用社，信用社要求所有养殖户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再逐户填写发放存款折。由于乡村工作人员工作负担较重，常常导致生猪补贴发放不到位。此外，由于补贴水平相对养猪成本而言较低，通常情况下养猪户并不会因为有补贴而去养猪，大多是在市场价格高涨时，追逐价格带来的收益而存栏养猪。财政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模化养殖场面对暴跌时的市场风险，但生猪养殖散户对此激励措施并不是特别敏感。因此，生猪财政补贴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起到“输血”的作用，并不能产生“造血”之功效，远非振兴生猪行业的长效之计。
3．生猪保险有心无力
根据中国保监会2007年8月1日下发的《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紧急通知》相关规定，目前生猪保险主要为生猪养殖户在从事生猪养殖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一定的保障，而能繁母猪面对的巨大市场风险并不属于投保范围。假如养殖户养猪过多，市场上生猪价格下跌，能繁母猪价值大幅缩水，但只要这头母猪健健康康的，保险公司并不用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对养殖户而言，如果母猪活着的市场价值低于蓝耳病等病疫死亡的保险价值，就可能会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居住分散，保险公司很难深入了解投保标的风险状况，再加上农业生产中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造成保险公司对道德风险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由于保险公司在对保险标的的资料掌控、环节监控、防疫情况、死因查证等方面处于弱势，使得保险公司与养殖户就保险标的相关必要信息的掌握严重不对称，保险公司也并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推行生猪保险。
2008年以来，随着空前强大的政策扶持效力逐渐释放以及高猪价带来的可观获利，大量的农民和企业被吸引加入养猪行业，原来的养殖企业和散养户也扩大规模，致使生猪存栏量迅速攀升。据农业部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2.88亿头，同比增长2.1％，生猪存栏4.71亿头，同比增长9.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5175万头，同比增长22.5％，能繁母猪占存栏猪的比例已达11％，远超过7％―8％的稳定发展水平。再加之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环境大变，国内生猪需求急剧下降，供过于求的突出矛盾直接导致生猪价格自2008年5月份开始持续跳水。[FS:PAGE]
由于政府政策自身的刚性与滞后，面对分散化的养殖户与多变的外部环境，生猪行业长期以来深陷的“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09年1月1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提出当猪粮比价达到盈亏平衡点开始预警，根据情况启动相应响应机制，并根据猪粮比价下降的程度调整调控力度，使得猪粮比不至于下降过多。正如《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规定的第一基本原则“市场主导、政府调控”中所宣示的“在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调控，调节市场供求，引导市场预期，缓解生猪生产和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我们认为，这实质上是一个积极信号，标志着政府从直接干预生猪价格波动，到必要时弹性调控的有益转变。
三、市场掌控：推波助澜？
面对政府调控猪价的困境，我们从2003年开始系统地研究生猪期货，并与唐人神集团开展了生猪期货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全国人大代表、唐人神集团董事长陶一山于2004、2005年、2006年三次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加快上市生猪期货品种，确保农民稳定增收”的人大提案所采用。同时，我们从2003年开始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展开课题合作，协助交易所进行具体生猪期货合约及交割等细节的论证，并深入行业协会、生猪主产省及主销区的现货市场及企业进行一系列政策咨询及市场调研工作。由于生猪期货在国内是新鲜事物，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一般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期货市场还不够了解，担心生猪期货的推出会对生猪现货市场的波动起到推波助澜的后果。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是翟玉忠2008年在《中国猪业》发表的《给生猪期货泼点冷水》的文章，文中认为，“人类历史上期货从来没有被当作平抑物价的机制，它只是减少生产环节风险的机制；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平抑物价机制是常平仓”。我们认为，文章强调期货市场的固有的风险性无可厚非，不过仍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首先，期货市场并不能直接平抑物价，但它的存在给现货商、农户提供了一个“对冲”现货价格波动的机制。期货市场主要具有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两大功能，其中套期保值就是利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以及两者在交割时期价格聚合的特性，对冲现货价格的巨大波动。
上面的那条线表示如果没有期货市场，非套期保值状态下生猪养殖户利润波动曲线；下面的那条线表示利用期货市场采用套期保值方式，生猪养殖户利润波动曲线。根据现货市场的具体情况，生猪养殖户可以在期货市场进行买入套保或者卖出套保，用期货的盈利来弥补现货的亏损，或者用现货的盈利弥补期货的亏损，最后得出中间平稳上升的利润线。如果单看任何一条曲线都会得到市场波动过大的结论，但有了期货这一对冲机制，虽削平了某些年份的大起但也没有特别年份的大落，从而保证了整个生猪行业利润的平稳发展。因此，期货市场本身的波动并不是其缺陷，反而是其功能有效发挥的必要条件。
其次，期货市场与常平仓制度并不冲突。常平仓制度在我国古代以及现在平抑物价都有重要的功用，粮食储备、原油储备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常平仓制度的现代延续。然而常平仓制度只是一种作为国家调控物价暴涨暴跌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如果国家直接动用国家储备平抑物价，必须集中一定数量规模的物资在市场上迅速投放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会被强大的市场调节能力所消化。考虑到巨大的储存成本和时间成本，储备物资一般不会轻易使用，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而期货市场所具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实质上是指在期货市场通过公开、公平、高效、竞争的期货交易运行机制，形成具有真实性、预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价格的过程。期货市场的特殊机制使得它从制度上提供了一个近似完全竞争的环境，从而吸引投资者把众多影响某种商品价格的供求因素集中反映到期货市场内，形成的期货价格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价格变动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自6月13日国家启动的国产冻猪肉收储工作仅仅能够暂时让猪价止跌回升，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生猪行业“蛛网定理”的怪圈。第一，目前国家冻猪肉库存总量约为60万吨，而国内的猪肉产量一年是5000多万吨，两者差距巨大。当前市场在国家收储信号的指引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短期的供应收缩，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第二，我国与国外国情不一样，居民喜欢吃鲜肉或冷鲜肉，不习惯吃冻肉，收储后猪肉的储藏时间不能过长。由于储备成本较大，政府仍需择机将储备冻猪肉再度投入市场。能否在生猪价格逐步稳定之后，逐步实现收储冻猪肉的顺价销售，也是对收储工作的重要考验。第三，国家进行大规模生猪活体储备的可行性不大。通常而言，生猪长到100公斤左右继续喂养只能增加市场价值不大的脂肪，一般农户都要选择出栏，继续饲养以待出栏的空间不大。国家维持生猪活体储备的成本，较冻猪肉储备相比更为巨大。第四，当前生猪供过于求的情形依然严峻。由于目前母猪基数较大，以及规模猪场（户）更加理性地调整规模、调优汰劣，后期产能依然较强，调整周期将相应拉长，加之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未来几个月生猪价格仍有较大下行压力。目前政府正积极着手实施二级响应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财政贴息的形式鼓励大型猪肉加工企业增加商业储备和猪肉深加工规模），但如何更好地通过国家收储信号来引导农户和规模猪场等市场主体实现有序生产，如何更经济、更低成本地维护生猪市场的稳定发展，仍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最后，大连商品交易所为减少期货操纵行为的发生，对生猪期货合约进行了很多针对性的设计。一是以瘦肉型猪活体分级（GB 8470-1987）为基础，综合考虑NY/T 825-2004瘦肉型猪胴体性状测定技术规范、GB/T 20014.9―2005良好农业规范等标准，制定质量检验方案，考虑地区差异、饲养条件和屠宰场现行做法以及生猪期货的覆盖面，以出栏量最大的90KG-110KG生猪作为生猪期货最适宜的活体重标准，尽量扩大可供交割现货的数量。二是将交割地点圈定在地区价格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区域，交割区域位于贸易流通主渠道的区域以及生猪饲养量、屠宰加工量、消费量较大的区域，保证交通便利，具有充足的交割量。三是对生猪全国平均价与各省平均价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合理选择交割基准地，对其他交割地点进行合理的升贴水设置，以减少出现不同区域之间囤积居奇操纵价格的情况。四是根据生猪主产省和主销省历史数据，计算国内生猪价格波动率，并比照国外CME生猪系列历史波动率，合理设计生猪期货涨跌停板幅度，既保证市场的一定流动性，又有效防止暴涨暴跌行情的发生。[FS:PAGE]
200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采取市场预警、储备调节、增加险种、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生猪产业”。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及采取期货交易稳定发展生猪产业的说法，说明中央政府对于期货市场在生猪产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态度明确，生猪期货的前景十分光明。相信生猪期货适时推出后，将通过其特有的市场机制，代替政府调控登入行业发展的“主驾驶室”，真正引领生猪行业顺利驶入平稳发展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