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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崇拜不是解决我国猪肉价格频繁波动的直接方式，如果不同时解决遗传育种等技术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大炼钢铁”的翻版。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介绍，你会以为将要参观的是一个生产芯片的无菌车间：在绿树掩映下,“车间”整齐地排列，远离城市的喧嚣；如果要想进入该“车间”，需要经过洗澡、消毒、晒臭氧紫外线杀菌灯、换上医生穿的白大褂、穿上靴子，最后进入隔离室……这是什么地方？医院？生物实验室？都不是！这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的河北裕丰京安养殖有限公司的斯格种猪场。在丁磊、郭广昌等人以及大量资本开始涌向规模化养猪业的时候，种猪养殖―――这个养猪业最高科技含量的“芯片行业”、这个规模化养猪业的上游，却似乎并没有被人真正关注。
养猪也是高科技京安公司董事长魏志民，原本是安平县食品公司经理，1994年开始生猪养殖生意。而他后来决心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种猪生意，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核心问题所在。
自1980年至今，我国大体上经历了6次猪肉价格波动期，价格的波动固然与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有重要相关性，但饲养规模的大小对波动周期和波幅起着重要作用，众多散养小农户基本上属于“看天吃饭”，与生猪价格的波动几乎同步扩张或减少。“自从进了这个行业，每次价格的波动都心惊肉跳”，魏志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当时他已经拥有了北方最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基地，但是最终发现，仅仅扩大养殖规模并不能解决生猪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实际上，畜牧业不是简单的“生产线组装”那样想扩大规模就能扩大的，在生猪行业里，种猪就像“芯片”一样严重制约着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除了生猪养殖不规模化，更严重的是现代化遗传育种工作比较落后，核心种猪来源长期依赖进口，且长期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正如计算机产业中的芯片一样，芯片的每次升级总是引起下游产业的巨大变革，而生猪养殖也是如此，优质品种对商品猪的规模化养殖意义重大，如在饲料利用率方面，我国地方种猪平均料肉比为3.5∶1，国外优质种猪则为2.5∶1；生长速度方面，优良种猪比一般的种猪日增重多100克，按目前市场肥猪价格每千克8元计算，同样150天出售，则出售1头肥猪就会增加销售收入120元。数据显示，优良品种的种猪可以让行业利润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几提高15%以上，下游肉类加工的平均利润率也上升到10%~20%。
当然，相比商品猪的养殖，种猪的盈利也更为稳定和持续，而且平均盈利率也比商品猪高出1倍以上。2007年，一头母种猪的养殖成本为3217元，盈利为1748元，利润率达50.57%；2008年养殖母种猪的成本为3525元，盈利为7162元，利润率超过200%。而商品猪在价格最高的2007年利润率为37.23%，2008年利润率更下降为5.24%。
魏志民的京安公司所属斯格种猪场是世界第七个、亚洲唯一的斯格“配套系核心群”种猪场，这里每个月大约有400多头猪诞生，拥有独立的配种室、怀孕室、婴儿室。在配种室，可以发现每只猪的耳朵上都有耳标―――这是为了防止猪“近亲繁殖”而做的标记。孕期的种猪在怀孕室得到很好的照顾，包括定期的身体检查、良好的通风和全自动的饲料配送。在“婴儿室”，很多猪宝宝在比医院产房里的婴儿床大几十倍的铁丝床上玩耍，饲养员还要定期给它们喂奶，进行疾病的防治，全天候地监测。
实际上，引进比利时斯格公司“配套系核心群”是魏志民颇为得意的大手笔，在与比方进行了长达4年7次的谈判以后，对方终于答应转让全部的核心技术，代价是一头种猪的价格高达47000元，而且比方还占有公司58%的股份。
但是老魏认为，这些都是值得的，引进的配套系核心群让他的种猪场拥有了核心的能力，占稳了商品猪养殖的上游，集中了产业中最具技术含量的环节，这也使他原本的养猪生意从简单的规模和成本比拼上升到高科技的层面。
“大炼钢铁”莫忘“材料科技”近年来，中国商品猪的规模化养殖一直快速发展，但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年出栏猪1万头的养殖场在中国还不到5%，与国外80%~90%的规模化养殖差距极大。看起来这似乎是资本大量进入规模养殖领域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但是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很多人没注意到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同，美国仅有2%的农民，而我国70%的是农民。”他对于大规模化养殖持保留态度，而认为多元化养殖模式更适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