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1世纪初，许多工业型国家出台了畜养动物福利的新标准，例如：
1999年，英联邦通过了一项关于怀孕母生产中的动物福利所关心的又是什么?
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确对待动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道德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习俗有不同的处理方式(Preece，1999)。十九世纪，许多工业型国家都采取了一些依法保护动物的措施，特别是废弃了诸如故意虐待和完全忽视动物的反社会法案。20世纪中叶，许多国家依法保护食用动物的法律法规均取得了飞速发展。例如，要求人道地对待屠宰场的动物和运输过程中的动物。到20世纪末，公众特别是欧洲和说英语国家的公众对动物的关心和同情普遍增加。许多动物的利用如实验动物、娱乐用动物和肉制品均遭到从未有过的质疑和争论。
大概在同一时期，工业型社会的养猪生产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猪群平均规模在稳定扩大，以至于越来越少的生产商采用增加猪群数的方式饲养。为降低生产成本，圈舍和技术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造，通常是舍内饲养，既减少了劳动力，又使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些改变对动物健康和福利带来了不利影响，公众对养猪生产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公众认为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可使每只动物都能够得到悉心的照料，而现在的养猪生产已成为缺少人文关怀的纯生产活动，让人非常失望。由于这种变化，公众对动物生产中的人道主义产生了怀疑，迫切希望动物福利标准能应用于这些养殖行业。
什么是动物福利?
在有关动物福利的争论中，关于动物的基本生活条件目前有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看法(Duncan和Fraser，1997;Fraser等，1997)。传统的观点关心的是动物的基本健康和机能，包括动物正常发育、生长及生理和行为系统的机能免遭疾病、寄生虫和外伤的伤害。第二种观点关心的则主要是动物情感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恐惧、疼痛、饥饿和沉郁等不利因素。这种关心起因于动物绝育时带来的疼痛、粗暴操作引起的恐惧和突然断奶或独居引起的分离后的沉郁。第三种关心的是圈养于极度狭窄、贫瘠环境中的动物，因为适合于动物生存的是自然状态的环境。哲学家Bernard Rollin (1995)指出，当前关于动物福利的研究已超越了疼痛和伤害问题，已涉及到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关于动物福利的这几种观点决不是相互冲突的。例如，从这三条标准来说，让发热母猪到泥里打滚对其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一可减少热应激带来的不利影响(基本健康和机能);二可使其实现自然调节体温的行为(自然生活状态);三还可使它感觉到很舒服(情感标准)。当然，这几种不同的观点也会带来其他问题。例如，强调基本健康和机能标准的人可能认为，母猪尤其是怀孕母猪圈养于狭小的畜栏更有利，这样可以防止争斗带来的伤害，促进体重均衡增加。而强调自然生活标准的人可能认为畜栏限制了动物的多数本性，不利于身心健康。对于这些争论，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理解。生产商和驻场兽医倾向于从动物的基本健康和机能方面来解释动物福利，而消费者和小部分器官生产商倾向于强调动物的自然生活状态(te Velde等，2002)。因此，基于这种分歧，只有把这三个主要方面都考虑或部分考虑进去，这种动物福利标准才可能被广泛接受。目前只有Webster(1994)的“五项自由”动物福利很好地结合了这几种观点：
1、避免营养不良：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保证足够的食物以促进动物健康和活力。
2、避免过热和身体不适：动物生活的环境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须保证正常的休息和活动。
3、避免伤害和疾病：动物的科学管理系统应将伤害和疾病的风险降至最低，且当病例发生时能立即发现并进行处理。
4、能自由表现最基本的行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应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使动物能够实现它的行为，因为动物有强烈的表现欲望。本文来自猪场动力网。
5、避免疼痛、恐惧和忧郁。
动物福利的科学评价方法
对于动物福利的这三种观点和看法已经引起了社会对如何理解、评估和改进动物管理系统进行研究。而每种观点和看法往往导致应用不同的手段和措施来改进动物福利。
动物机能：生理反射
当动物遇到某些有害刺激如物理伤害或强势同伴的恐吓，就会出现典型的生理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准备“搏斗或逃跑”(Stephens，1980)。这种“紧张性刺激”能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神经末稍快速传递信号到身体的重要器官，而肾上腺髓质分泌儿茶酚胺类物质(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入循环。与此同时，下丘脑产生的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引起垂体前叶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反过来又刺激了肾上腺皮质分泌皮质类固醇激素进入循环。神经和内分泌反应均动员身体储备，释放葡萄糖到血流中，增加心率，使血液直接进入肌肉，而不到皮肤和内脏。当这种紧张性刺激去除时，血浆中皮质类固醇通过负反馈作用使下丘脑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从生理机能的角度来评价动物福利的过程中，血浆中的皮质类固醇或ACTH水平常常用于判断动物在特定条件下的应激程度。许多研究表明，母猪在怀孕期间血浆皮质类固醇升高，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动物饲喂于畜栏中而无需与周围动物进行争斗引起的(Barnett 等，2001)。但是，用这些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动物福利存在许多问题。如以血样来评定激素水平，可能血液自身就能诱导比其他任何处理措施更强的肾上腺素反应(Moss，1981)。而且单纯的血液样本并不可信，因为皮质类固醇的释放是脉冲式的，随情况的改变显示不同的模式(Johnson和Levine，1973)。通过检测皮质类固醇及其在唾液、尿液、粪便中的代谢物(可不惊扰动物)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这仅仅是暂时的波动。好的测量慢性应急反应的方法常常依赖于对动物形态和功能上的变化进行检测，这种变化可引起生理管道或器官的长期刺激。该检测方法包括对肾上腺的重量、酶的活性(用于控制儿茶酚胺类物质合成，Stanton和 Mueller，1976)和“肾上腺功能测试”(通过注射一定标准量的ACTH，测定血液中皮质类固醇含量，Ladewig等，1986)三项指标进行考察。目前检测的结果仍很难说明问题，因为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基因差异可使肾上腺对ACTH的反应不同(Hennessy等，1988)，甚至有些动物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停止肾上腺反应。
当有害刺激持续很短时，不考虑内分泌反应而只观察应激反应的其他结果有时会变得更简单。比如心率，当动物遇到危险情况如接近强势同伴时，利用表皮脉搏变化可进行非侵袭性监控。但是心率的检测用于说明问题时也需要谨慎，因为它可能混淆了其他因素，如动物的活跃程度。
动物机能：生产、健康和动物福利
兽医和生产商常说，好的生产性能意味着高水平的动物福利。为支持这种论点，他们称激素的应激反应仅影响关键的代谢过程和繁殖过程(控制生产性能)。高含量的皮质类固醇抑制了蛋白质的合成和无脂肪组织的发育(Spencer，1985)，导致动物的生长和发育变得更加缓慢。在动物饲养过程中，生理上的应激反应也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Arey和Edwards，1998)，导致发情期的延迟、抑制和影响黄体发育。此外，怀孕早期(即受精卵附植时期)的应激大大增加了胚胎死亡率，减少产仔数。Hemsworth及其合作者(1991)通过人为地对猪制造不利影响的实验很好地说明了应激对生产性能的影响：长期对猪的不利操作可导致皮质类固醇升高、生长速度缓慢、母猪怀孕率降低、后备公猪性腺发育迟缓。
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动物福利和生产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低生产能力是福利存在问题的有效指示器之一，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例如，低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有可能是因为饲喂了低浓度的食物，这在特殊情况下营养上是足够的，且成本划算。同样，高生产能力并不表明高水平的福利。例如，由不合适的畜栏引起的对疾病和生产性能的影响作用可被日常使用的抗生素掩盖;注射生长激素或分解剂的猪虽可快速增加瘦肉，但却增加了代谢病的发生风险;高产母猪意味着更多的对哺乳母猪及其仔猪的福利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