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上海市政府的逐日通报称，到目前为止，事件对饮用水水质并无太大影响。经严格检测，水质基本正常。这一发布，引发诸多质疑：“数千乃至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居然还能水质基本稳定？可能吗？”
其一，政府方面应对迟缓。3月5日，水上保洁人员打捞到几十头死猪，但并未向上反映。8日发现死猪来势汹汹，才向市区相关部门报告。10日，上海市政府出面逐日向媒体发布相关事件的通报。这引起公众率先质疑。
其二，浙江嘉兴相关部门的推委敷衍引发公众强烈不满。3月10日，根据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权威人士推断死猪来源于上游地区。而嘉兴市本能地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环保局副局长回应说，由于存在“过路猪”现象，所以不能简单根据耳标上的地址就认定这批猪全部来源于嘉兴。在舆论的再三追问之下，嘉兴市政府于13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全市死亡生猪7万头。目前，未发生生猪疫情，对打捞和收集的死猪也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这样的官方声明并未让网民释疑，反而继续质疑死亡的具体原因。
其三，上海水务局坚称水质未受污染，但“猪肉汤”事件仍迅速发酵。上海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死猪及垃圾等漂浮物都在水面或搁浅在江边堤岸，且细菌都有存活期，有些离开活体后会迅速死亡。而水厂取水口大都设在江中心靠近江底的地方，相对于表层水质会更好些。然而，死猪特别是腐烂死猪漂浮江面的场景触目惊心，再度引发百姓的担忧。难怪《人民日报》也发出质疑：“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水质居然还能基本稳定？”
其四，出现死猪江“葬”事件绝非偶然之事。据专家介绍，通常成年母猪死亡率每年达到2%～3%，中猪死亡率达到7%～8%，而乳猪死亡率高达10%。年出栏450万头猪的嘉兴市，每年死几万头猪是正常的。而死猪无害化处理远跟不上养猪业步伐，死猪曝尸街头已是常态，且多年来岸边一直有死猪出现，今年就发生了3次。危机四伏，为什么视而不见？为何不及时采取有力的监控与防范措施？
在网络时代，舆论传播有了新特点，这更要求政府部门要有危机意识、公关意识，更要提高公关能力。我国知名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提出了被业界奉为经典的“关键点危机公关5S原则”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速度第一、系统运行、权威证实。在本事件中，如果相关部门对公众最为关心的诸如死猪的病因、规模、流向以及食品安全和水质安全等问题，以透明公开负责的态度进行回应并采取可行措施取信于民，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就不会受到损害，也不会陷入“出事—应对—再出事—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应倒查死猪去向
黄浦江漂猪事件的可怕性不光是上海的饮用水是否安全这么简单。有关媒体最近以报功的口吻庆幸地说，去年11月，嘉兴警方打掉了病死猪肉作案团伙，相关人员得到了严惩。嘉兴一带建立在病死猪肉上的黑色产业链遭到了重创和威慑。这批死猪或许是某些不法分子手头上来不及处理，又不敢处理的“库存货”。他们为了自保，趁着黑夜作出了“黄鼠狼放急屁”的事情。
首先要质疑的是，上述说法是猜想还是事实？如果是事实，相关人员被控制了吗？
其次，如上所述，去年11月嘉兴警方打掉了病死猪肉作案团伙，那么11月之前的死猪是不是有被加工成各种食品流入餐桌的可能呢？对这些死猪是不是应该倒查一下呢？查查之前的死猪是被哪些人非法加工了？产品流入到哪儿了？有关部门现在以庆功的口吻站出来披露，那在黄浦江漂猪之前，他们是否感到失职的自责呢？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无怪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多家媒体紧紧追问嘉兴的肉粽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全。
再次，说去年11月嘉兴警方打掉了病死猪肉作案团伙，打掉了几个作案团伙？还有没有冒出新的作案团伙的可能？现在能说彻底解除了以死猪肉为源的食品安全隐患了吗？据《人民日报》报道，嘉兴有7万头死猪，除了漂在黄浦江上的和被无害化处理了的，还有多少？都在哪里？
如果不是万猪投江，公众还真的不知过去的死猪去向在哪，现在知道了，就该一查到底，不仅要打掉团伙，还应追踪死猪肉食品的去向以及危害范围，让公众真正放心。
谁动了我们的水碗
黄浦江漂猪事件逼迫公众不得不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水碗上，自2005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数百起水污染事故，像这种跨流域水污染事件，屡屡提示人们对水碗的关注胜过雾霾。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1/3的城市人口得不到安全卫生的饮用水，80%~90%的疾病与受污染的饮用水有关。水利部曾有调查说，我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到不同程度污染，严重污染水质造成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追问谁动了我们的水碗，是公众的天赋权力。
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关于水资源保护的立法不是没有，而是有法不依。我国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和部门专门管水，可是还照样发生万猪投江这样的事件，公众要问为什么，面对公众“谁动了我们的水碗”的诘问，有关部门不是仅仅靠出事之后频繁检测水质然后一遍一遍地告知公众饮用水还安全就算履职了。
这让我想到了莱茵河的治理。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是沿途好几个国家的饮用水源，现在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然而，莱茵河曾经也被称为“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为了管好莱茵河，有关国家成立了莱茵河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仅仅12人。但是靠着各成员国对水污染的高度认识，靠着保护莱茵河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靠着精心设计的管理制度和扎实监管，莱茵河变成了让欧洲人放心的水碗。
监管必须力量前置，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去“救火”，那样既不安全又不划算。为了保护水资源，西班牙研发了“机器鱼”，及时将污染状况、地点报告给相关部门。以色列的科学家则通过听水生植物发出的声音来判断水源是否受到污染。这些新技术可以将检测污染物的时间从数周缩减至数秒，而且还能大大减少处理污染所需的费用。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全国人大代表、环境科学专家陈振楼最近建议，黄浦江水源地必须建立一套在线自动监测的网络系统。从浙江和上海交界的地方就进行布点，一直到黄浦江，建立几个监测站进行全天候随时监测水质变化，一旦出现问题就能第一时间获知。他的建议受到公众热捧，就是因为公众不光对黄浦江漂猪问题关注，更是对我们各个地方的水碗的普遍关注。
但愿此次万猪投江事件引发的“谁动了我们的水碗”的诘问，能够真正引起各方关注，并转化为具体行动。
万猪投江 是否也值得欣喜
黄浦江漂猪表面上看不是什么好事，但我注意到浙江地方官员和当地媒体的表态，我认为不妨把它看做一件好事。
正像地方官员和当地媒体所说，过去死猪并不比现在少，为什么黄浦江上不见漂猪？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不法商贩把死猪拿去进行加工，然后流入餐桌。近几年，国家和当地的管理部门对地下的死猪加工产业链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靠死猪赚钱的产业链几乎被彻底摧毁，没有人敢用死猪赚钱了，当地养殖户的死猪没人收了，所以才将死猪投江。这应该是国家整肃食品生产行业的显著成果。本该流向餐桌的死猪无奈漂在了黄浦江上，并且因为打捞及时，现在还没有影响到饮用水安全，这难道不是值得欣喜的吗？无怪当地记者很惊诧地疑问，公众对万猪投江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当然，如果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打掉死猪加工产业链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时上马更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设备，不让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就更好，公众就不会如此紧张。
所以，观察一种现象最好是分析它的本质原因，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应该有这样的思维习惯。就像我们关注了三聚氰胺，却没有关注到几乎所有的中国孩子要靠喝洋奶粉长大，结果是境外一严控，我们的孩子就可能断奶；我们关注了转基因食品，结果所有无害的转基因大豆油也不得不尽可能地缩小标签上的“转基因”标志，羞羞答答的姿态让公众担心是不是转基因大豆真的不是那么安全。所以要想让公众不紧张，就必须让公众看到洋奶粉和转基因豆油这些现象背后所深藏的原因。万猪投江表面上看是坏事，实际上又让人感觉值得欣喜，这件事可以给人更多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