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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收购员骑着一头毛驴路过我们村到了乡食品收购站了。毛驴的笼头上系着红布条、脖子上挂着响声清脆的小铃铛，尾巴下边箍着一根小木棍，小木棍两头钻着孔拴着皮条与鞍子连接着。他身穿吊着黑布面的羔子皮袄，头戴狐皮帽子，脚穿翻毛皮大头鞋，双脚登着马镫，不时地磕着驴腹的两侧。收购员姓沈是保定人，所以人们都习惯了叫他沈侉子，所以人们看见沈侉子就知道乡食品收购站每月一次的收猪开始了。那时，全乡四邻八村家家户户都得把自家养的猪赶到乡食品收购站去卖。父亲和母亲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要把家里养了将近一年的猪卖掉。
母亲在院子里一边给猪喂食一边用手反复抚摸着猪的脊梁，还不时地伸开手指一次一次地在猪的脊梁上一匝一匝地仗量着。我心里非常清楚母亲的心思：一是从猪仔到现在母亲一日三餐把猪喂养大毕竟有了深厚的感情，委实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二是估摸着经过一年的辛劳看看这头猪究竟能评上几等，又能卖多少钱。
母亲昨天就早早地焖了半锅土豆，今天一大早就把土豆握烂用水泡上再加上点莜面做成美味的泔水给猪饱饱地、美美地吃上一顿，这是它有生以来最好的一顿泔水。母亲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边唠叨着，眼圈红红的还微微噙着泪水。
父亲拿来一根长长的绳子先是从猪的脖子上绕了一圈打了个结，然后再把绳子掏过猪的前腿又绕了一圈再打个结，这样就把猪拴好了。
父亲赶着猪出了街门，母亲在前边不停地唠唠唠地叫着、引着。父亲一手攥着绳子，一手拿着根小木棍驱赶着。平日里猪最听母亲的话，而母亲也从来没有对它使过如何暴力，所以有母亲在它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也就毫不顾忌地跟着母亲往前走，就这样赶着猪上路了。
到了食品收购站，卖猪的人很多，一个个手攥着绳子牵着自家的猪在门外排着长长的队等待着，希望沈侉子给自己的猪作出一个较高等级的评判。沈侉子不但性格直、言语少而且评判等级的技术也高，在判定猪的等级时只是用拇指在猪的臀部、腰部使劲地按压，三次两次下来猪的等级、出肉率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告知猪的等级之后便用脚在猪的臀部上轻轻一踹，只说一句话：“卖不卖，不卖赶回去”!判定等级后就要上称称重了。两个身穿油腻腻脏兮兮衣服的愣头青后生，用事先准备好的双股股绳子从猪的腹部掏过来往紧一撑，用称钩钩住绳子将一根木棍穿过大称上的绳套，分别搭在肩膀上两人用力往起一站，猪的四脚就完全离开了地面。沈侉子细心地在秤杆上一点一点地挪动着悬挂秤砣细绳儿，等秤杆完全水平后就把猪放下来解去猪身上的所有绳子，把猪赶到了一个滥大院子里，猪完全就归人家了。第二天沈侉子就要赶着收到的猪路过我们村回到食品公司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最低等级的猪价是五毛二，每个等级每斤相差二到三分钱。再好的猪也只能就卖到七八十块钱。
我家的猪被评了个二等，卖了六十三元钱。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反反复复地数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久久地凝视着手里那零零碎碎的钱。手里这一叠沉甸甸的钱，饱含着全家人的多少劳顿和艰辛。为了养大一头猪，为了这几十块钱，全家人没明没夜地挖野菜、打猪草。特别是母亲，她付出了更多的辛劳和汗水。
回到家，母亲没有猪可喂了心里空落落的。第二天一大早就站在村口等着猪群下来，再看一眼她辛辛苦苦喂养了近一年的猪。走到村口我家的那头猪又回到了它的故乡，一眼就看到了它主人。于是拼命地跑出猪群，结果被沈侉子骑着毛驴追上去用鞭子抽到猪群里。父亲清楚母亲的心思，曾多次对母亲说，再过几天就到正月了，我们再买一头小猪，正好到了腊月就又能卖了。
(作者系尚义县教育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