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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业疑现“无间道”桥段。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10月底，有“炒猪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通过无人机向生猪养殖企业投放非洲猪瘟病毒，相关企业则使用无人机管制设备防范投毒，却意外造成了附近民航GPS信号被干扰。
目前，企业私设的无人机管制设备已被收缴，但上述攻防双方斗智斗勇的一幕还是让人瞠目：没想到看似田园牧歌、岁月静好的“二师兄”行业，竟然也会上演如此云谲波诡的“生化大片”；而在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有人妄图以违法犯罪手段大发不义之财，也着实让人侧目。
不过，根据新京报的报道，被“投毒”企业所在地相关职能部门回应称，没有发现有人向当地猪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而因为此事情节足够离奇“惊悚”，也让一些人对此事将信将疑，真相还并不明朗。
但不管真相如何，此事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在炒房、炒币之外，还有“炒猪团”这样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各方有必要多长个心眼，别被“炒猪团”蒙进“杀猪盘”。
“炒猪团”的前世今生
“炒猪团”不是一个“新物种”，至少在2011年就见诸公开报道。
当时《解放日报》的报道称，在收猪人业内广泛流传一个案例：某浙江老板，于去年（2010年）年底一次性抓了5000头80多公斤的中猪进行囤积，两个月后，将被养到120多公斤的猪抛售，一下子几百万元到手。如此短平快，让大量民间资本眼红，以浙江游资为代表，沪、皖等地投机型选手迅速跟进。所以在江浙一带，可能最早出现了“炒猪团”。
“炒猪团”的逻辑很简单：低买高卖。低买高卖本无问题，这符合市场最基本的逻辑，但前提是手段要正当。
反观这些“炒猪团”，他们为了压低收猪价格，祭出各种花招儿，套路连连，典型者比如：
无视生猪跨省流动的各种严格限定，跨省收猪、贩猪；
买通监管人员，伪造手续证明，偷运生猪；
向养殖场户投放丢弃的死猪，散播疫情谣言，制造社会恐慌情绪，压低收猪价格……
所以，“炒猪团”基本是一群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投机分子，他们以各种非正当的手段扰乱生猪养殖秩序，不客气地说，在民众普遍对猪肉价格上涨感触较深的情势下，这是发国难财，相关部门该以雷霆手段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根据《半月谈》的报道，在某养猪百强县，一名养殖企业负责人说，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以来，集团分公司曾发现有无人机在生猪养殖区投放不明物品，检疫后发现该物品含有非洲猪瘟病毒。
关于这次投放非洲猪瘟病毒事件，虽尚存疑点，但相关部门还是需要有所防范，以维护养殖户的利益。
打击“炒猪团”要有“超限”思维
任何一种违背真实性的“炒作”都有点类似于孔飞力所说的“叫魂”，不过是炒作者通过制造一种信息或产品的稀缺性，来收割公众的恐慌与他们口袋里的钱财罢了。
但他们躲在暗处，民众无力反抗这种恶意的操纵。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公共治理部门制服炒作者。
针对“炒猪”行为，相关部门已经多次发文、开会，强调要严厉打击“炒猪”行为。
比如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打击和防范“炒猪”行为 保障生猪养殖业生产安全的通知》，要求加强联防联控，强化动物防疫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严厉打击“炒猪”团伙；
12月17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回应关于“炒猪团”的相关提问时也称，“炒猪”行为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严重影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正常开展，严重破坏生猪生产秩序，严重损害养殖者的合法权益。
纲举则目张，上层文件为打击“炒猪团”提供了思路指引，地方就该一体照办，维护民生。
不过，从花样繁复的“炒猪”手段来看，打击“炒猪”行为似乎也要有打“超限战”的意识：对超限战来说，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也不存在职业武装与非职业武装的边界，对方的炮火是随时随地发生的，反抗手段也不该一成不变。
从前述来看，“炒猪团”的花样实在太多，所以，地方相关部门在打击“炒猪团”的时候，也该做好准备，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对“炒猪”行为进行全方位打击。
这轮猪肉价格上涨行情同比去年上涨了一倍多，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痛痒点。“炒猪团”在此时机之下以各种阴暗手段囤积居奇，既不人道，也违反法律。
于此而言，相关方面在做好“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宏观调控的同时，对生猪市场上的害群之马也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以维护民生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