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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上虽然醒目标示着“请勿吸烟”，朱存中却已经不以为然。
朱存中是溧水县永阳镇华宏畜禽生态养殖场的老板，最近一段时间，在占地80亩、4000多平方米的猪舍间一边转悠一边抽烟，已经成为老朱的习惯。
“唉――”一声叹息。朱存中说：“其实，我过去抽烟不多。一想到以前那种购猪养猪卖猪的火热场面，全都成了折磨人的回忆。”
“小幅下行”，“小幅下行”，“小幅下行”……从去年4月开始，南京市场的肉价便呈下行态势，虽说春节前有过小幅攀升，但年后连续9周的持续下跌，让主管部门“绷紧了神经”。
昨天，物价部门传出消息，我省已经拟定《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伺机出手调控……。
A
持续下跌,肉价逼近警戒线
与25元一斤的香椿头相比，9元一斤的猪肉真的算便宜。
昨天下午，在瑞金路金润发超市生鲜柜台，带皮去骨后腿标价每斤6.9元，带皮去骨前腿7.9元，大排9.9元。一位正在买肉的大妈说：“去年这个时候，排骨怎么也要17元一斤，现在最多11元。”
市价格监测中心综合监测数据显示，4月8日，南京市场去骨猪腿肉已回落至9.5元/斤，精瘦肉11元/斤，肋条10.5元/斤。该主任陈长才说：“按照5.5∶1的猪粮比价测算，生猪出栏价格，已经逼近盈亏平衡点。”
一叶知秋，南京的肉价是全国的缩影。国家农业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年后已连续9周下跌的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5.85元，比下跌前低17.5％。
肉价大降，不能不说是一件利于民生的好事。
但就在市民“大快朵颐”之时，养殖户正备受煎熬。
去年，生猪出栏价最高曾经达到880―900元/百斤，养猪多年的朱存中一年就赚了40多万。“现在越想越烦，生猪出栏价每百斤已经跌到480元左右，能保本不亏就算本事了。”
作为南京市畜牧家禽科学研究所养殖场场长，鲁照见堪称养猪专家。他说，按照最理想的规模养殖方案，产下猪崽，经过28天哺乳断奶，30天保育，到90天育肥出栏，全程大约需要5个月时间。按每头90―110公斤出栏计，现在每头生猪出栏大概能卖1000元。扣除约900元的饲料成本，再加上人工水电、疾病预防等开支，能保本挺过这一关就是能耐。
鲁照见坦言，凭自己多年的经验，肉价回升还有待时日。目前自己能做的，就是更新品种、减少生猪存栏，挺过这次肉价波谷。
与鲁照见的做法不谋而合，朱存中说自己已经出空存栏生猪，养殖场只有200头优质能繁母猪和1000多头苗猪。“这样做，是因为33―35公斤的苗猪最近还能卖到400元/头，加上肉价一旦恢复性走高，苗猪必定走俏。”
B
肉价“轮回式”涨跌的背后
从表面上看，作为一种普通商品，肉价的“轮回式”涨跌，纯粹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供过于求，跌；供不应求，涨。如此而已。
其实，肉价远非这么简单。陈长才说，作为副食品的代表性产品，肉价涨跌不仅关乎民生，关乎CPI指数涨跌，甚至与市场稳定供应密切相关。
此外，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农户个体散养生猪虽说“大多不赚钱”，但承担着“集腋成裘”的功能。“每年三四月份，都是养殖户购买苗猪的高峰，如果肉价过于走低，势必直接影响养殖户购买苗猪的积极性，如此往复，生猪存栏的减少，又将引发新一轮的肉价大涨。”
肉价的“轮回式”涨跌，市民并不陌生。
3年前。2006年南京市场上猪小排每斤6元，生猪出栏价跌到了罕见的300元/百斤左右，结果造成大量种猪被宰杀，养殖户有的放弃养殖，有的放松管理……当年7月，生猪“高热病”暴发，造成大批散养户退出，一批规模养殖户倒闭或转产，市场供应猛减，最终导致2007年上半年的猪肉价格疯涨，至2008年2月，猪小排已经涨至每斤17元。
在一片“吃不起肉”的声音中，为了平抑肉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生猪养殖，从给低收入家庭发钱买肉，给能繁母猪补贴，到动用国家储备，甚至包括央行加息。
当时的生猪供应，究竟紧张到什么地步？业内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南京商贸系统派出上千人到周边的安徽、山东，最远到东北去调运、收购生猪，却收效甚微，其中，天环集团在河南4个生猪收购点一上午只收购到6头猪，可谓从未有过，最后不得不申请调用国家储备肉。
在高利润和扶持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养猪”成了2008年的热门行当。就连众地产商也暂别楼市，加入了这波“养猪热”。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南京市，2007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就有上亿的民间资金涌向生猪养殖市场，新建、改扩建26个规模养殖场。
全国的情形大致相仿，在“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搅局，大量生猪集中上市，肉价一路下滑。
C
政府调控肉价，应该何时出手？
“绝大多数市民都认为，养猪是个低门槛甚至算是没有门槛的行业，其实这是错把农户散养的‘集腋成裘’行为，视为高回报了。”市农林局畜牧兽医处处长谷成标说，客观地说，养猪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民间谚语“家缠万贯，带毛的不算”就由此而来。
生猪市场具有典型的价格涨跌周期，其风险显而易见。每每遇到饲料价格上扬、重大疫病发生时，面广量大的散养户便会表现出其弱不禁风的一面。因此，从长期发展看，走集约化之路，发展生态养殖和规模养殖是必然趋势。
那么，就现阶段而言，政府调控肉价，究竟何时出手最为有效呢？
业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2007年7月，央行准备动用加息手段调控肉价时，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便列举诸多理由表示反对，“记得最关键的几条理由是，在猪肉供应短缺期，约束生猪生产和供给的瓶颈是母猪数量有限，而不是生猪养殖者没有积极性，央行加息既不能增加母猪数量，也不能激励母猪早产仔、多产仔”，因此，在猪肉供应短缺期，过度热情鼓励养猪，只会导致母猪数量的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对此，我持相同观点，理性的行为应当是在猪肉价格下降到临界点时，“主动给母猪送温情”。
“猪肉一向对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所谓‘粮猪安天下’。”市社科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唐启国说，国家对粮食供应一直有特殊的保护政策，而生猪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完全放开后，除了中央储备肉基地等保障措施，基层养殖户的利益并没有纳入过国家的保障体系。
对于相关主管部门随时准备出手调控，唐启国认为，肉价过高或过低时出手调控，实质上都是“亡羊补牢”。政府部门过分依赖市场调控，忽视生产环节释放的供求信号，就会错失调控的最佳时机。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从生猪生产供应环节来把握，更多地从生猪生产上找原因寻对策，并健全猪肉价格预警预报机制，做到未雨绸缪，“最近我省拟定《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就是最好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