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上涨背后的生猪转型之痛

7月5日一大早，记者在起床后像往日一样打开电脑查阅各大网站新闻。这一天，大多新闻网站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6月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继续大幅上涨，比上月上涨12.3%。

记者立即联系上了市农业局畜牧处有关负责人，得到的消息是，我市6月份的猪肉价格也上涨了11.09%，比去年5月上涨了70%，而生猪收购价格则翻了一倍多。

猪肉价格到底怎么了？生猪产业到底怎么了？记者遂奔赴各地，试图寻找肉价飞涨背后的真实原因。

南纪门农贸市场肉摊空了近一半

“啷个又涨价了哟！”9日上午9点，南纪门农贸市场一个肉摊前，来自解放西路的张大妈不满地冲肉贩子嚷道。这一天，精瘦肉卖到了每500克11.5元，半肥半瘦的带皮二刀夹子肉卖到了每500克8.5元，比头一天分别涨了1元和0.3元。

“进价涨了噻，现在我们都是勉强做，利润低得很，每天赚的钱连租金都不够。”一名肉贩子指着后面那排空着的摊位说，因为货源少、利润低，20多家肉摊已有10多家歇业了。

对他的解释，张大妈并不满意，她说，自己天天买菜，对肉价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精瘦肉的价格每500克只卖6.5元，到现在都快翻番了，哪有这种涨法呀。说归说，见肉摊上的肉确实已所剩无几，她还是忍痛买了一小块夹子肉。

石灰市、两路口等农贸市场的情况大体相似，肉摊已空了不少。

记者遂前往其中的一个猪肉供应商重庆钱江食品集团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钱毅称，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生猪收购价的大幅上涨，现在，毛猪的收购价为每500克5.5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去年五六月份，毛猪收购的最低价为每500克2.25元。

即便如此，该公司所能收购到的生猪也越来越少，其屠宰量比以前减少六成以上。而另一家猪肉供应商今普食品厂目前每天最多只能宰杀2000头生猪，不及正常生产水平的2/3，铜梁益星食品公司眼下每天只能宰杀100头生猪，只有正常生产能力的1/10。大正、华牧、天生等食品厂也遇到了同样难题，每天的生猪收购量和屠宰量都呈急剧下滑趋势。

钱毅认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肉价飞涨是导致我市生猪收购价格上涨和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今年5月以来，这些地区的肉价持续猛涨，作为全国重要的生猪生产基地，我市廉价的生猪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外地客商前来抢购，在一轮轮抢猪大战中，我市大量生猪被调运外省，其价格也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被迅速抬升。

这就是肉价上涨的真实原因吗？记者前往我市有名的养猪大镇铜梁县平滩镇一探究竟。

养猪大镇平滩镇六成农民不养猪

走进平滩镇万桥村，四处可见空荡荡的猪圈，二社的郑友萍在前几天一口气卖光了家里的12头尚未达到出栏标准的肥猪。“都是让蓝耳病给逼的！”郑友萍说，她不敢再等下去了，否则，等染上了这种病，损失更大。

因为没有到达出栏标准，高涨的生猪收购价格并未给郑友萍带来实惠，算上饲料和购买仔猪的成本，她的12头生猪实际上还喂亏了。“养猪既累又脏，也找不到钱。”总结养猪1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她总结出一句话：划不来。

这10多年来，猪肉价格起起伏伏，波动得厉害。在生猪价钱好时，郑友萍就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等肥猪出栏时，肉价又跌了，亏得比上次赚得还多。前年和去年，即使不算劳动力成本，她平均每头生猪要亏损近200元。

“今后，我可能再不养猪了，跟人家打工去。”郑友萍说，今年猪肉价格大涨，眼看有利可获，却又遇到蓝耳病风波，希望再次破灭。眼看着周围的乡亲靠打工挣了钱，再算算自己养猪的账，她感到心理很不平衡。

“其实，早在5月份蓝耳病爆发之前，农村生猪散养户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趋势！”平滩镇售防站站长郑光明告诉记者，按惯例，每年春、秋两季，他们都要对所有存栏生猪实行普防，今年的春防数据表明，全镇的生猪养殖户仅5000户，不到全镇1.2万户农户总数的40%。而上世纪90年代末，该镇90%以上农户都养生猪，人均年养猪为1.7头，最高时年出栏量为6.8万头，而去年的出栏量仅为2.8万头。

去年开始，这种下滑趋势更显严重，通过今年春防和去年春防的数据对比可发现，今年春防期间的生猪存栏量比去年下降了40%，能繁母猪的饲养量下降了38%。郑光明预计，因为蓝耳病影响，现在的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的饲养量，起码比去年春防期间下降了60%和50%。

“养猪一头，不如打工一周。”铜梁县畜牧中心主任石顺全说，现在的生猪收购价已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农民养殖一头生猪的利润也只有2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而他们打工一个星期就可以挣回这笔钱。近年来，随着农民就业渠道的拓宽，农民自然要放弃比较效益较低的生猪养殖产业，他提供的数据表明，全县的情况基本与平滩镇相似，农村生猪散养户已由过去90%以上比例下降至现在的40%左右，个别乡镇甚至只有20%。

石顺全认为，解决生猪生产的根本出路是发展规模养殖，通过形成规模效益来提高养殖户的积极性。然而，事情有这么简单吗？记者来到了该县蒲吕镇沙心村宏吉生猪养殖场。

宏吉生猪养殖场养猪万头愁饭钱

“跟你说实话，一年多以前我还是百万富翁，现在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卖掉猪儿去打工，好挣口饭吃。”谈到养猪，宏吉生猪养殖场的业主鲁清安一脸无奈。

现年36岁的鲁清安靠做美容美发起家，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他开了10多家美容美发连锁店，拥有15个铺面、数套住房，固定资产300多万元。2005年底，他将美容美发店转让他人，将所有的固定资产抵押给银行，筹集了350万元资金，一心在沙心村办生猪养殖场。

去年6月1日，这家每年可产仔猪、商品猪1万头的养殖场正式投产。然而，仅仅一年时间，他当初办养殖场的信心便丧失怠尽，目前，他已卖出了其中的几千头生猪，并四处联系商家转让养殖场。

他认为，让他丧失信心的原因有三：限制太多，风险太大，融资太难。

首先困扰他的是用地问题。建养猪场用地是一个荒坡，即便如此，他也付出了高昂的租金，花费了数月时间，才拿到了地皮。而养殖场的道路、用电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无论是拉饲料进来，还是拉生猪出去，他都要租小卡车转运至外面的大车，每转运一次要增加200多元成本；而在用电上一直无法解决当地变压器负荷太小的问题，只能搭在别人的线路上，每月要多缴一两千元的“跑电费”。

其次是风险不断。去年底、今年初，他每养头肥猪要亏100多元，今年5月以后，他好不容易熬到生猪价格上涨，但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也从每500克0.59元上涨到了0.83元，每头肥猪的利润仅有50至80元的利润。然而，好景不长，一场蓝耳病却让他损失了80多万元。

蓝耳病爆发后，县里有关部门协调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生猪养殖险种，但该险种门槛太高，让人难以接受。该险种规定，只对10公斤以上生猪实施保险，每头交纳的保险金为18元，意外死亡可获赔300元。事实上，最易遭受疾病的恰好是10公斤以下的仔猪，在这次蓝耳病风波中，他受损的基本上都是刚出生的仔猪和尚在胎中的小猪。

疫情爆发之后，鲁清安又想找银行融资，好趁现在肉价上涨趋势，扩大生产规模，弥补灾害损失，可是，他投资220万元建起的固定资产设施在银行眼里却分文不值，无法办理抵押贷款。其理由是，猪场的土地是租用地，地上构筑物只能算临时建筑，办不了产权证。

银行告诉他，他只能申请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只有1至3万元，可这点小钱对一个万头养猪场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生猪价格涨了，但我们高兴不起来，暴涨暴跌的价格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风险，最终受损的还是我们这些养殖户！”目前，合川区五洋养殖场虽然未遭蓝耳病袭击，每头生猪的利润也达到了100多元，但公司总经理王光海丝毫高兴不起来。

这家成立于2002年的养殖场是合川最大的生猪养殖场，每月可产生猪1500头，然而，频繁的价格波动使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去年和前年，养殖场总共亏损了近300万元。

“五洋养殖场已经算好的了，许多养殖场早就垮掉了。”该区畜牧局副局长陈中然告诉记者，几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发展规模养殖场，按照50头以上为规模养殖场的标准（我市一般标准为20头），全区在2004年时规模养殖率一度达到了35%，居全市第一名。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六成以上的规模养殖场都成了空圈。
分析

生猪转型难破困局

为进一步寻找肉价飞涨背后的真实原因，记者先后采访了市农科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晓群博士、市农业局畜牧处副处长雷一也。 [FS:PAGE]

“重庆的肉价之所以飞速上涨，缘于全国生猪供求关系的失衡。”胡晓群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城市郊区逐渐放弃了生猪养殖，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加快，散养户同时呈下降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规模养殖又受到了种种限制，无法顺势转型。

国家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生猪散养比例占到了80%，规模养殖仅占20%。市农业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市的生猪散养占比为75%，规模养殖仅占25%。该部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近年来，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生猪饲养大幅减少，自给率迅速下降，目前北京自给率为40%，上海为25%，浙江每年调入的生猪需要500多万头，广东调入达2400多万头，调入猪肉数量逐年呈增加态势。

“在散户养殖急剧下降、规模养殖未能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生猪的紧张是必然的，猪肉价格的上涨是迟早的，猪蓝耳病、饲料价格上涨与外地抢购则加剧了这一矛盾。”胡晓群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肉价问题，就要设法解决生猪转型问题，实现散养到规模养殖的转变。

那么，生猪养殖业为什么未能顺利实现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的转型呢？雷一也告诉记者，市农业局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大力推行生猪转型，但受种种因素限制，进展甚为缓慢。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地难。因养猪有臭味，土地流转的难度很大，又因改变了土地的用途，手续办理难度很大，即使办下了手续，平均每平方米每年还要交纳1.6至2元不等的土地占用费，提高了生猪规模养殖成本。

二是融资难。规模养殖场土地多为租用地，其土地上的固定资产属于临时建筑，无法抵押贷款，养殖户缺乏融资渠道以扩大再生产。

三是环保难题。办大规模的养殖场需要获得环保测评书，但光凭一张环保测评表就要1万元，获得环保测评书还要10万元。要解决环保问题，养殖场必须建大型沼气池，但目前国家只对小沼气池有补贴，鲁清安花20万元建了一个沼气池，未能享受一分钱补贴。

四是税收政策。按现有规定，若以公司形式经营养殖场，每年交纳33%所得税，我市虽将税额降至25%，但对这项薄利行业而言，仍然很高，这样既不利于吸引工商资本进入生猪养殖业，又不利于养殖场的公司化运作。

五是扶持资金少。目前，我市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产值比为6∶4，但政策性扶持资金却为5∶1，用于生猪产业的资金就更少，因资金缺乏，政府部门也就缺乏推动生猪产业转型的有效手段。

六是保险难。因生猪养殖风险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不愿进入该行业，即使介入，也设立了很高的门槛，超出养殖户的承受范围。目前生猪流行病已有100多种，但被国家纳入统防的仅有两种，没有参加保险的养殖户一旦遭遇疫情，多年的辛苦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纵深

理性对待肉价上涨

近段时间，猪肉涨价已成为社会各界议论和关注的热门话题，也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重视。那么，猪肉到底涨价了多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涨价？我们该如何来理性对待这次涨价？

有关专家指出，猪肉价格确实涨了，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却是名涨实降。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我市猪肉零售价和生猪收购价分别比去年5月最低时上涨了76%，生猪收购价格则翻了一番多。于是乎，很多人惊呼猪肉价格犹如狂飙，一些部门也坐不住了，试图用行政手段压低肉价。

但是，大多数人只看到猪肉价格的上涨，却不知道全市生猪价格从2005年起持续了一年多的低迷期，全市农民养殖生猪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尴尬局面。

不妨将猪肉价格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吧。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我市白条肉全年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2元多，现在为15元左右，10年间的增长幅度不到20%。扣除物价指数上涨因素，实际上10年来猪肉价格是名涨实降。这与同时期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关乎百姓生计的价格上涨幅度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因此，猪肉作为重要的农产品，横向比较不是贵了，而是比价太低；纵向比较不是价格暴涨，而是在长期价格低迷的行情下价值规律调节的恢复性上涨。

肉价低，农民赔不起；肉价高，城市低收入阶层又承受不起。猪肉价格10年间的跌宕起伏，就是在这“两难”间徘徊。如何解决问题呢？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不妨引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通过财政补贴的杠杆，控制生猪生产总量，既保证了供需平衡，又保护了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