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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尽管肉价高位运行，但我市一些农户对养猪却仍处于观望状态――
养猪好时机为啥还犹豫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国的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为了平抑肉价，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到8月份，猪肉价格已经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肉价涨了，补贴有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理应高涨，但记者在我市一些农村地区调查后发现，养猪户大多处于观望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发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07年5月份，中国猪肉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6。5%；国内主要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比同期上涨43%”。从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猪肉价格确实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据商务部的市场监测，进入8月份以来，猪肉批发价连续5周下跌，但仍在高位运行。作为全国大市场的一部分，大连也没有例外。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调查显示，今年5月份以来，我市猪肉价格出现了反季节的大幅上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猪肉价格由15元/公斤上涨到20元/公斤，涨幅达30%，创下了我市猪肉价格的历史新高。此后，随着全国猪肉市场的大趋势变化，我市的猪肉价格开始小幅回落。
几年一轮回，养猪比炒股风险还大？
有专家认为，此轮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应该是在2005年、2006年猪肉价格持续低迷之后的恢复性上涨，如今国家对养猪业的一些新的扶持政策，对整个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是有好处的。肉价涨了，补贴有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理应高涨，但记者调查后发现，养猪户大多处于观望状态。
“风险太大了，养猪比炒股风险还大！”瓦房店市杨家乡二龙山村村民刘德玉是一个有10年从业经验的“老猪倌”，去年，他退出了养猪业，改做葫芦条生意。“现在行情这么好，你不打算重操旧业吗？”“不做了，折腾不起了！”刘德玉从1997年开始涉足养猪业，开始搞的是育肥猪，没想到初一入市就遇到了1997年到2000年生猪市场的第一个“轮回”。1985年，国内生猪市场开始取消派购、放开市场和实行多渠道经营等措施，但是整个生猪市场仍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起伏并不明显。1997年，中国养猪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一头猪能赚个150元~200元吧，我最多的时候养过120头猪，一年弄个一两万元没问题。”但好景不长，到2000年，已经到了保本的边缘。为了规避风险，刘德玉开始从事生猪配种。
从2000年开始，跌入谷底的生猪市场开始慢慢恢复，到2003年恢复差不多了，又赶上了“非典”。好在“非典”很快就过去了，由于生猪存栏量的减少以及随后“禽流感”对于猪肉消费的刺激，使得生猪市场迅速反弹。在又一个生猪市场“黄金时代”，刘德玉保持了谨慎的观望态度。果不其然，中国生猪市场在2005年进入了第三个轮回，开始了漫漫“熊市”。幸亏刘德玉多种经营，生猪配种的效益，弥补了养育肥猪的亏损。但是坚持到去年，刘德玉终于挺不住了，他决定退出。“我觉得养猪比炒股票风险还大，股票不管怎么地还能想卖就卖，养猪不行，行情好了，猪没长大不能卖，行情不好，猪长大了也得卖。在这个行业里，赔了赚了很大程度上凭的是运气。”在经历了中国生猪市场三个轮回之后，刘德玉彻底告别了这个行业。
猪肉的问题不能光靠市场解决
农民为啥在生猪市场的“黄金时代”还举棋不定，大连养猪协会会长彭福君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是担心市场波动。现在行情是好，但生猪的生产周期在一年左右，到时候行情不好了，不又赔了吗！二是害怕有疫病。上百头的猪场，如果有一头猪染上了疫病，其他的可能无一幸免，养殖户很可能血本无归。
那么，养猪业的出路何在呢？彭福君认为，养猪业是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户散养信息不灵、防疫体系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差，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模式。像大连础明集团推出的“家庭牧场”项目，就属于这种模式。础明集团负责提供项目建设参考方案以及生产经营所需的饲料、技术、防疫等相关服务，并回收商品猪；社会投资人负责投入牧场基本建设资金、购买种猪资金和饲料风险抵押金，并负责家庭牧场的日常经营与管理。这种“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还可以预防疫病的发生。但是，这种养殖模式规模不宜过大，否则进入的门槛过高，农民很难承担。除此之外，生猪保险也很重要。有了保险，养殖户才能放心大胆地养。还有，猪肉属于生活必需品，如果像粮食一样实行最低保护价，就等于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彭福君说，猪肉的问题，不能光靠市场来解决，一方面要靠市场调节，一方面要靠宏观调控，猪肉价格才不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如果根据一个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市场需要进行总量控制，对养猪业实行配额制，使供求关系不至于严重失衡，养猪业就会实现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