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时光演进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对大豆的需求却十分依赖国外的进口。而且进口的，还是饱受争议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的研发过程，是反向思维的结果。——草甘膦一种非选择性、无残留灭生性除草剂，对多年生根杂草非常有效，广泛用于种植业，上世纪70年代由全球化工巨头之一的孟山都的化学家发明的。正是由于它的非选择性，带来的结果就是会把普通大豆植株与杂草一起杀死。
于是，科学家们就反思：如果我们培育出一种抗草甘膦的作物，那么农民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使用草甘膦而不用担心作物被草甘膦伤害了？20世纪80年代，同样是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们，从矮牵牛花中克隆获得了抗性基因，将其导人大豆基因组中，进而培育出抗草甘膦大豆品种。这种转基因大豆于1994年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较早成为商业化大规模推广的生产转基因作物之一。在大田中施用草甘膦除草剂，不会影响大豆产量。
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以后，大部流进入了外资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其产品很快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中国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业，由于使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等原料，与转基因大豆油相比，价格较高，不具有竞争力，在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支配下，中国油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
20年来，中国首次上调大豆关税
中国，全球第一的大豆消费国，2017年的大豆消费量达11446.1万吨，占世界大豆总消费量的32.17%；美国，大豆消费量全球第二，2017年的消费总量为5711万吨。但是，中国的大豆产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2017年中国的大豆产量仅有1400万吨左右，而进口量却为9700万吨，大豆消费对外依赖度高达86%。
从进口金额来看，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金额占全国农产品进口总金额的32%左右，达到397亿美元，并在近年持续稳定在30%以上，进口金额位列进口农产品首位。反观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大豆生产国，2017年度大豆总产量达到1.2亿吨，占全球产量的34.56%，同时，大豆也是美国的第一大出口农作物，出口额占其农业出口的近20%，其中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出口大国，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
来源：中信期货
1995年前后，大豆进口还属于进口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关税为3%，超出配额的关税在100%以上。当时面对外资企业的进口要求，中国有关方面决定，将大豆进口合同视同进口配额，取消了对大豆和大豆油进出口贸易专营和配额管理，将大豆进口关税限定在3％左右，对大豆油进口征收9%的关税。至此，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规模由1992年的有7.13万吨，经历1997年、2000年、2003年、2004等几次高速增长，在2017年达到9556万吨。
截止目前，中国的豆类进口关税一直未做过调整，该税率使用时间超过20年。但在2018年，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另行公布，这是近20年以来首次关税上调。
农产品出口额在美国对外出口中排名第三（2016 年13%），仅次于运输产品（2016 年22%）和电脑及电子产品（2016 年15%），略高于化学制品。2009年美国大豆出口中55%由中国采购，到2016年该比例已经增长至60.4%，很明显，中国大豆市场需求的强弱波动，将会对美国的大豆市场产生较大冲击。
来源：Wind
由于美国大豆农民种植盈亏的影响非常敏感，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将令美国农民种植收益直接遭受打击。从收益角度考虑，美国农民可以减少种植大豆，改种玉米、小麦等其他作物，不过，目前看来用其他作物来替代大豆的这一路径预期收益并不理想。在美国可以用于替代大豆种植的作物仅为玉米，但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美玉米库存-消费比连年增加，相比大豆供应而言，玉米呈明显过剩态势。因此，美国农民由大豆改种玉米的未来前景并不被看好，即使有改种，面积也不会太大，故这一因素对美豆的影响不大。
另一个因素对美豆产量的影响就要大很多，那就是限耕与休耕。限耕是指限制农场主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目的是为了保持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休耕是指农场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方式，自愿对生产严重过剩的农产品所使用的耕地实行休耕，目的是对土地资源进行保护。两者皆是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虽然此种情况发生会对种植面积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当下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却较小。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农产品价格的最大变量：天气。才进入2018年，美国西南地区就出现了干旱，由此引发市场对美豆新季产量的担忧，叠加阿根廷干旱问题，使得CBOT大豆价格上涨。截止目前，干旱问题虽仍然存在，但2月有所下滑，3月虽又有上升但幅度表现平稳，NOAA预期未来三月，干旱扩大区域仅同比3月15日仅增加3.8%。
鉴于目前种植面积调整幅度较小、美国干旱边际影响走弱，预计美新豆产量将呈现同比持平态势，叠加需求大幅下滑，库存消费比料将明显上升，从而将令美豆价格预期偏弱震荡概率较大，至于具体下降空间需视天气市影响、以及可能发生的休耕、限耕幅度而议。
如果进口少了，中国大豆供应会不够吗？
随着中国养殖业的发展，中国对豆粕的需求持续增加，促使大豆的进口量不断增长。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从2000年的1324万吨增加至2017年的9556万吨。
中信期货在2018年3月底对河南的生猪市场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示2018年开春以来，中国的母猪规模平稳上升，生猪规模保持平稳，考虑到后期规模企业产能还将释放，以及部分二次育肥等因素的叠加，预计2018年生猪养殖规模将继续平稳增长。此外，在菜粕、玉米酒糟粕（DDGS）、棉籽粕等其他品种不能有效替代的预期下，预计2018年中国的大豆、豆粕消费需求依旧强劲。
中信期货根据调研预计，2018年我国对进口大豆的需求量将会达到1亿吨。目前中国大豆进口第一大来源国为巴西，其次为美国，第三为阿根廷。2017年，中国进口美豆3285万吨，进口巴西大豆5093万吨，进口阿根廷大豆658万吨。
中国对美大豆加征关税，将造成美国大豆进口部分缺失，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大豆来弥补，但由于这些国家大豆出口边际增量有限，可满足中国庞大的需求概率比较小。据USDA3月供需报告，巴西、阿根廷17/18年度将分别出口7050万吨、680万吨，同比上年度分别增长135%、22%，同比增幅较往年大幅上调，并且这已是包含了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预期。在增幅已明显扩大的基础上，按90%用于出口中国预估，总量仅7000万吨，距离中国近1亿吨的进口大豆需求还存在3000万吨差距。此外，中国还可以从俄罗斯、加拿大分别进口大豆约100万吨、200万吨，而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进口量比较有限。因此，2018年中国大豆的供需缺口仍有2500万吨左右。
豆粕不够，其他粕类凑？
在现代食品工业里，大豆是极其重要的原料，它压榨出豆油，剩余了豆粕，而其貌不扬的豆粕，也是不可替代的植物蛋白。现代畜牧业中养殖禽类的饲料主要成分是玉米粉和豆粕，其中，玉米提供糖类，豆粕提供蛋白质。
饲料中，在不需额外加入动物性蛋白的情况下，仅豆粕中所含有的氨基酸就足以平衡家禽和猪的营养。虽然，用菜粕、玉米酒糟粕（DDGS）、棉粕等其他蛋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替代豆粕蛋白，但从饲用性状考虑，其他粕类并不能形成对豆粕的完全替代，因每种单独的饲料组分都是各种不同数量和比例的营养物的成套组合，所以替代品上并不能形成1:1替代。例如菜粕，其必需氨基酸的可消化性比豆粕差，可以在母猪和青年母猪繁殖期的任何阶段添加菜粕作为蛋白饲料，但是因为适口性的问题添加比例有限；而DDGS，可部分替代妊娠母猪日粮中的豆粕和玉米，但国内生产的DDGS性状不稳定，影响其使用，对猪造成危害的主要是霉菌毒素中的玉米赤霉烯酮和呕吐毒素。再如棉粕，在鸡饲料中可代替豆粕使用，用量多少取决于棉酚含量，并补充赖氨酸的不足，猪对游离棉酚的耐受量为100ppm，超量抑制生长，且赖氨酸含量太差，一般乳、仔猪饲料中不添加。
从量级规模上考虑，用其他粕类实现充分对豆粕替代也比较困难。首先，全球菜籽产量较大豆偏小，今年增量料为600-700万吨。根据USDA供需报告显示，2017/18年度全球菜籽总产量为7395万吨，其中，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加拿大菜籽产量预计为2150万吨，该国的菜籽出口量在1100万吨左右，2017年中国菜籽累计进口470万吨，即使将加拿大出口菜籽全部买进也只是较上年增加600-700万吨。其次，国储玉米所生产的DDGS质量不能满足生猪养殖需求，新玉米DDGS成本效益并不理想，并且，中国对进口来源于美国的DDGS已经采取反倾销措施，2017年中国DDGS的进口量只有39万吨。此外，棉籽粕的国产量很小，还不足500万吨。按照1吨籽棉有0.6~0.65吨棉籽，1吨棉籽中棉粕得率40%-45%计算，2017年国产皮棉600万吨，粗略计算国产棉籽约900万吨，进口棉籽为25万吨，则棉籽粕产量为390万吨。
因此，无论从饲用性状是否适合，还是从量级规模是否对等两方面考虑，替代品对豆粕均不能形成充分替代。
倘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改变的将是全球农产品原有的产业链结构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令农产品的原有产业链发生结构转变，无论对国内而言，还是对国外。
对于美国自身而言，虽然短期内大豆的种植面积不会有太大变化，但长期来看玉米-大豆种植结构将发生转换。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播种意向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预计达到8900万英亩，比上年减少1%，此前市场预计大豆面积或较2017年增2%-3%。中国加征美豆进口关税，会使得美国大豆出口需求减少，从而美豆价格下降，而在美国，大豆和玉米之间的种植面积重叠率较高，故美豆种植效益预期悲观下，美国农民则更倾向于种植玉米而非大豆。不过，17/18年度美玉米库消比高达61%，而大豆仅为13%，故预计今年大豆种植向玉米种植转化的幅度有限。
中国加征美豆进口关税，将会增加国内市场对南美大豆的需求。其中，在巴西，大豆为该国农产品中第一大品种，大豆出口占其产量的占比由2000年40%上升至60%，呈连年上升趋势；阿根廷，区别于巴西，大豆出口仅占产量比重为14%，占产量比重呈现下滑趋势，由2000年27%上升至14%，主要因为阿根廷更倾向于将大豆压榨成豆粕、豆油，以产品出口到全球。因此，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关税后，将会使得这两国大豆需求显著增加，更进一步，将改变阿根廷国家出口品种转为出口大豆，而非豆粕、豆油等产成品。
国内方面，在2004年之前，大豆、玉米种植上还平分秋色格局，占地面积差距并不大，但在2004年之后，随着进口大豆涌入，国内大豆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国内大豆、玉米种植面积剪刀差持续扩大，并在2015年达到最大水平。从2016年起，在国家对玉米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大豆玉米种植剪刀差开始缩窄，不过近两年幅度较小。主要由于玉米种植收益较好，国内农民更愿意减少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特别是今年年初，玉米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大豆价格下跌。截至3月20日，黑吉两省的玉米购种进度同比去年偏快20%，购种数量同比去年增加10%，从购种进度和数量看，2018年玉米种植面积存在反弹概率。不过，随着进口大豆的补充减少带来的大豆价格提升，未来国内原先种植的玉米的农户可能再转回种植大豆。从更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助力中国在玉米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进程。
不过，农业领域的贸易摩擦并不足以推升中国CPI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推升CPI上升，在农业领域有两种路径可以实现，但预计影响都比较有限。一种是上调进口猪肉关税。由于进口猪肉占国内猪肉供应占比不足5%，所以该路径助力料将有限。另一个路径，主要是上调进口大豆关税。由豆粕价格上涨来推升中国饲料成本上升，从而支撑生猪价格，最后传导作用到CPI上，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但这种作用效力预计也并不强。因为2018年国内生猪规模将同比上升，生猪供应充足，使得与食品CPI息息相关的猪价，受生猪自身基本面供需过剩主导影响下，今年料将持弱的概率较大。故预计这将对冲粮油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效应。因为在CPI篮子中，豆类食品、食用油以及蛋类价格权重加和都不及肉类的权重。
与非食品CPI相关的原油价格，预计在美国页岩油开采成本不断上升的大趋势下，原油价格轴心将上升，对CPI形成提振。因此，美国出口到中国商品，包括油籽种子在内，按金额TOP10商品规模合计达860亿美元，如果中美摩擦继续升级，进口大豆成本价格上升概率较大。不过，单从进口大豆价格、生猪价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CPI影响有限。故预计在生猪价格、原油价格预期“一压一提”作用下，2018年CPI温和上升概率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