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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启动冻猪肉收储，防止猪价过度下跌；自5月起，全国猪粮比价连续七周低于六部委设置的6：1的盈亏平衡点。
从2005年5月进入低位，最低跌至每公斤不足6元，到2007年5月开始上升，至2008年4月涨到每公斤20元，当年9月再次回落，目前跌到每公斤8元出头。短短4年，猪价轮回，惊心动魄。
大落大起，大起大落……上世纪90年代起，每隔四五年，猪价都要经历一波剧烈变化。此轮猪价创下的涨幅、跌幅前所未有。破解“生猪周期律”，引导价格由暴涨暴跌转向平稳波动，政府调控重任在肩。
猪价暴跌，为何母猪在增加
进入5月，省内生猪收购价每公斤8元左右，猪粮比维持在6：1至5：1之间，全行业进入亏损。卖一头猪，规模化猪场约亏100多元，散户约亏100―200元。然而，作为生猪产业晴雨表的能繁母猪存栏数，前5个月竟增长8万头，达228万头。
每每猪价暴跌，宰杀母猪是常事。2006年，猪价跌至谷底，据统计部门的数字，全省能繁母猪一年锐减了30万头！仅阜宁一县，就减少了6万头。高峰时，全县每天杀掉上千头母猪。
同是价格暴跌，为何今年母猪不减反增？阜宁县林牧渔业局局长陈建华认为：这与价格尚未触底，养殖户还能熬一熬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产业规模化程度提高了。
养猪业正从散户时代向大户时代转变。比起2006年，全省年存栏生猪50头以上的养猪大户增加两成多，达6万多家，产业规模化程度提高16%，超过50%。“近10年，如皋减少了8万散户。再过10年，散户养猪将成历史！”如皋市畜牧局局长凌建说，“现在的散户多为老人――养猪比较收益低，年轻人宁愿进城打工。”
散户养猪，被动跟风，多半“靠天收”，抗风险能力脆弱。如皋如城镇何季祥如论规模，已列大户，但他赚钱靠“赌”、防疫靠运气，只是个“放大的散户”。“三个月前，猪价直往下掉，我买了600只苗猪，养大肥猪。半年后，价格能上去？赌！”1997年，猪价跌到谷底，他亏了8万元，借款继续养，结果，第二年价格上扬，赚了十几万。养猪十几年，老何说盈亏相当。由于猪场没有封闭，猪接触病源机会大，何家去年死掉200头猪，“大家都赚，我差点亏本。”
稳定，是应对价格波动的好办法。在规模化猪场，记者感受不到慌乱。“1900头肥猪没出手，一头猪每天要花9元！”5月底，赛天蓬董事长陈健面对记者嘴上喊亏，却不心急，“去年，一头肥猪最多赚1300元，我卖了6000多头。”如皋养猪大户姚建明今年计划卖猪2万头，与去年持平。他说，养猪是长线产业，高潮低潮都得养，否则，高潮来了赶不上，“去年，700多头母猪每头纯赚两万元。那猪场就是三年前，在猪价谷底建的。”
因为进入、退出成本都高，规模猪场不能像散户那样“一哄而上、一哄而退”；因为对市场周期预判更主动，规模化猪场能在低价时“低成本切入”，等价格上行抢得先机，赚得更多。今年虽说也有散户“杀猪退市”，而全省能繁母猪不减反增，就是靠规模猪场逆势投入，像阜宁就增加了9000头。
养猪不如贩猪卖肉，畸形利益链如何矫正
5月22日中午，如皋东皋市场，小刀手王忠林案上的一头猪快卖完了。白天下乡收猪，深夜屠宰，清晨上市，是他的生活常态。
“收一头猪，只赚五六十元！”王忠林告诉记者。而同在市场卖肉的陶大云算了账，说王忠林能赚200元。“70公斤的猪，四五百元能买到；出肉50公斤，要卖800多元。内脏加头爪，又能卖100元。”
“在市场，除一天平均35元的摊位费，小刀手别无成本支出。”东皋市场管理者陆玉华说。如皋东陈屠宰场老板朱小军透露，小刀手进场宰一头猪，除两元检疫费，交付小肠就抵了加工费。“4月闹‘猪流感’，小刀手利用农民恐慌，以每公斤6元的低价收猪，而那几天肉价又没怎么跌，收一头猪能赚两三百元！”
小刀手赚多赚少无定论，包盈不亏却是定论。养猪，赚不过贩猪卖肉，当价格暴跌，亏的只是养猪人。无论散户抑或大户，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利益机制，惟有提高组织化，靠生产者的横向联合，延伸产业链，才能摆脱流通环节的盘剥。
在阜宁古河生猪合作社，894户猪农卖一只苗猪，只给经纪人1元佣金。经纪人为何认这“一元”？“他们被合作社收编了：卖一只苗猪，除佣金，社里还另补1元。补贴最多的人，去年拿到3万元。”董事长梁开浪说，联合出规模，有了7000多头母猪，合作社就能直通上下游，拿回曾被流通环节赚走的钱。“从上游饲料、兽药厂家到下游养猪场，都给我们奖励。去年，合作社拿出70多万元利润，在社员中二次分配。”他说，今年合作社划定最低保护价，还没执行，“社内收购价仍比市场定价每公斤高2―4元。”
颠覆不合理的利益链，大生产也要靠联合。5月，阜宁17家规模猪场成立合作社，建立自繁、自养、自宰、自销体系。目前，合作社每天屠宰70头猪，送到南京、苏州、盐城等地直销店。合作社社员赵月英说，同样一头猪，卖给小刀手，要亏上百元，而自己屠宰，送进合作社苏州店，打统一的牌子卖出，至少赚250元！阜宁林牧渔业局副局长刘满昌透露，合作社分配利益时，看股份，也看交易量，保证“多养猪多赚钱”。17家规模化猪场年内可出栏生猪50万头，占全县总量的三分之一，为支持它们拉长产业链，县里已给合作社颁发屠宰许可证。
平衡供求，“有形之手”从何发力
“涨价跌价都正常，有钱赚就有人养，哪可能没肉吃？”不少养猪大佬认为，生猪产业完全可由市场调节，无需行政干预，前两年政府出手，不也没能打破“多了少了，暴涨暴跌”的怪圈？
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遭到了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普遍否定――猪价暴涨暴跌，或增加消费方的生活成本，加重通胀压力，或致生产者严重亏损，造成投资巨大浪费。
猪价暴涨暴跌，供求失衡是根源。省畜牧局畜牧处处长宋晓春说，2007年后生猪持续涨价，是供应不足，与疫病高发叠加所致；现在持续跌价，是供过于求，与消费下滑碰头所致。像江苏，一年需要消费2600万头猪左右，省内省外进出相当，去年出栏生猪3183万头，供应显然过剩。南农大副教授黄瑞华认为，这轮供应过剩的出现，与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失当有关。“2007年8月，国家出台政策，发放母猪补贴、保险补贴等，其时，猪价已触底反弹，社会资本纷纷涌入逐利，再给补贴，火上加油！”在苏北某县，新建一家万头猪场，政府就奖励50万元，结果，万头猪场三年猛增40多家。
多元资本进入生猪产业，多养猪，快养猪，产能过剩来得更快，猪价周期已呈现周期缩短、波动更剧烈的趋势。国内生猪养殖组织化偏低，行业协会无法通过配额许可，提高生产的计划性。引导猪价由周期性暴涨暴跌转向平稳波动，眼下还是靠政府挑担子。专家认为，猪价稳定，取决于供求平衡，因此，政府调控应更换“手法”，放弃滞后的价格干预，转以数量调节为基点，力求供求动态平衡。数量调控怎么调？以产业规划为龙头，以扶持规模化为方向。生猪消费相对稳定，各地引入社会资本发展规模养殖，必须服从需求，合理规划规模，不能简单把低谷当扩张机遇：贪大求多盲目发展，只能酿下猪价暴跌的苦果。国家出台激励政策，应灵活多变，动态调节生产。当生猪供应不足，可提高补贴，刺激母猪补栏；出现过剩时，也可提高补贴，引导生产者提前更换母猪。要重点扶持规模猪场，不能再搞普惠制。规模化上去了，有助于产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