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当前，猪肉价格继续保持在高位，根本原因在于生猪养殖数量的大量减少。记者调查发现，自去年开始，农村大量散养户因多种原因的制约纷纷退出，超级养殖大户投产扩产尚需一定的时间，规模化养殖替代传统养殖所形成的“空窗期”，带来的不光是猪肉价格的上涨，更演绎出无数农村养猪人“进”与“退”的命运选择。
40多头猪病死 山东济阳养猪户损失四万多
“我想把家里的都撤了，分散啥，这边一排圈投到40个，哐一下几下就没了。”济阳县侯家村养猪户侯树民这些天烦恼不断，他所说的“哐一下就没了”是指前几天一栏四十多头猪因为疫病全死了，这一下就损失了四万多。再加上今年虽然眼看着肉价噌噌得往上涨，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只剩下二十多头猪的侯树民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继续养猪的可行性。
他的妻子张询英无奈得说附近基本上村里十个户连一个养猪的都没有了。“原来基本上一个户都养十几个母猪头，现在特别少，现在养猪的积极性也不高了。这个病情啥得，就是不好养了。”
猪肉价格猛涨村民分毫未赚 无奈拆猪圈
实际上，就在去年，侯树民夫妇还养了不下一百五十头猪，雄心万丈的他们还憧憬能够大赚一笔。可事与愿违，去年出栏时每斤5块甚至低至4块的价格让他们赔了不少。今年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只投养了不到七十多头，可是，即使猪肉价格涨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侯树民也没赚到分毫，首先迎来的是当头一棒，四十多头猪得病死去的现实彻底寒了侯树民养猪的心。
就在侯树民夫妻俩还在犹豫是否继续养下去的时候，家住惠民县郊区的养猪户张业勇已经把自己的猪圈彻底拆除。在张业勇看来，每年那二十几头猪就像“鸡肋”,费功夫不少，还赚不到多少钱。侯树民说：“现在说是猪肉价格上去了，可是饲料贵，配种也得涨，要是再得了病啥的，一年真赚不了几个钱。”
记者在济阳、惠民等地的传统养猪村落走访调查时发现，散养户退出比例接近五成，有的村子甚至十不存一。而必须指出的是，千千万万像张业勇这样的散养户，本是我们市场上所售猪肉的重要供应者。
“猪周期”规律不再准 村民积极性消失
通常来说，猪肉价格走高时，会吸引大量养猪户增加喂养，直到价格跌落时再反之，这个价格起伏过程大约三年左右，被学界称为“猪周期”.
可像侯树民、张业勇这样海量的养猪户，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却是集体退出，不再遵循“猪周期”规律的背后，像他们这样的散养户养猪赚不到多少钱了，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侯家村养猪大户侯永堂告诉记者：“他们不再来养这个猪了，又那么费劲，再就是有风险，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传统的成活率不行，生猪也不行。”
一头猪最多赚500元 养猪不如外出打工
已经养了十一年猪的侯永堂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现在生猪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9块五毛左右，成本达到每斤7块五毛钱，这里面包括6.5元的饲料费、0.5元的人工费、0.5元的水电费、折旧费等等，也就是说生猪出栏的纯利润在每斤两元左右，一般按每头猪250斤计算的话，一头猪最多净赚500元。这也就意味着，像张业勇那样十几二十头猪的规模，一年下来，最多也就赚个万把块钱。当然，这里还没有考虑技术落后、价格波动、疫病等充满变数的因素，算上这些的话，能不能赚到这万把块钱就更不好说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出去打工，收入就会高得多，也稳定的多。不到三十岁的张业勇告诉记者，现在他决定抛弃父业，丢掉猪倌的身份，进城打工，从同村青年口中得知现在城里的工钱涨了不少，他对进城赚钱充满了期待。
侯树民也用前几年在烟台海阳打工捕捞海货的经历为这种对比作了最好的佐证。侯树民说他现在打工“合算着一天二百块钱，三百块钱的，一个月给7500元。”尽管在海上作业的工作非常辛苦，但回想起来，高额的收入依然令他心动。实际上，在继续养猪与外出打工之间，侯树民这样的散养户们，只能选择后者。
中型养猪场发挥规模效应 场主获利可观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观，地方上一些初具规模的中型养猪场主们，此时都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侯家村最大养猪户侯永堂无疑就是其中的一员。
自2000年开始，侯永堂就开始养猪，经过多年的积累，目前他的养猪场生猪存栏量已经达到1500多头，能繁母猪250多头。今年到现在已经卖了600多头肉猪，按每头500元的收益计算，已经获利30万元左右。
在侯永堂的养猪场，他带领记者参观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抱怨养猪的栏舍太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侯永堂说：“今年我计划盖一排产房，盖一排肥猪舍，因为盛不了。”
侯永堂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收益更加可观，集约的生产方式效率更高，同时，这也是地方政府所乐意看到的事情，因为这样也能使猪肉供应更加稳定。
政策扶持解决融资问题 填补散户退出“空当”
侯永堂得意的向记者说“我前边的猪舍，国家给了我20万。这个是帮你搞起来就不要了，这是一块扶持，现在国家还有这个政策，500到1000头的20万，帮助你扩大规模，这个是白给的。”
侯永堂所指的是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称，相关补贴是按生猪出栏量来发放，最低一级的标准也要“年出栏500到1000头”,对应的补助标准是20万元，最高至年出栏3000头以上，可以获得补助80万元。侯永堂正好对应20万那个标准。
显然，这个补助所对应的养猪规模，占用资金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对融资无路的散养户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通过多年养猪的积累，再加上国家的补贴和信用社贷款，侯永堂将养猪场做到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规模。由此可见，解决融资问题的“大户”们，通过扩大养猪规模，既可顺势填补散养户退出留下的巨大市场空白，还能坐享政府的扶持。
规模化养殖全面替代散养 空窗期导致肉价上涨
谈及猪肉价格高位运行将持续到何时，侯永堂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明年还孬不了，但是不能维持十几块钱那么高了，但价格也很低不了。一个是原材料成本都上来了，再就是现在养猪的不多，上的不多，虽然现在行情很好，但如果要再扩，扩不动啊，我需要再建房子，盖猪舍，盖上之后，资金流动还受制约，我这样，大型猪场也一样。但是老百姓(退出)的”空当“一下子弥补不过来。”
养猪这个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的古老行当，终于走到了一个转折的节点。市场与政府力量的双重推动，带来的是规模化养殖对传统散养的全面代替。成本上升、疫病威胁、融资困难以及外出打工的吸引，导致海量的散养户迅速离去，而超级大户扩产进场必须存在的空窗期，造成了这轮肉价的长时间持续上涨，更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剧烈变化。以前，为中国人提供猪肉的是八亿的农民，现在他们中的一半进城了，如何解决猪肉的供给呢?从现实来看，农村养殖大户必须坚持走规模化养殖的道路，当然这里面少不了的是相关部门关于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扶持。
